在大自然的山崖上刻书，留文字资料和书法艺术于气势雄伟壮观的自然环境中，是中国特有的景观之一。摩崖即摩崖石刻，就是将发生在此地的事情，就地凿石镌刻铭记，一般都是位于山上或山谷两侧崖上。《金石索》有云：“就其山而凿之，曰摩崖。”摩崖石刻与碑刻或刻石的主要区别就在于此。摩崖的起源，最早应上溯到远古人民的崖画。但崖画绝大多数是用彩色垩土画在崖壁上，做人物鸟兽的图像，而不是镌刻文字，因为那时还没有文字，也没有刻石的工具。因此，我们现在用“崖画”和“摩崖”这两个名词为它们做了区别。摩崖有两点好处：一是可以永久保存，不易亡失，虽然难免遇到地震山崩，或人为的破坏，毕竟碑刻时间比较长。二是刻文字的面积大小随意，不受限制，不需要担心刻写受限，所以一般写得较为随意自由，别有一番趣味。我国的山脉不计其数，但摩崖石刻却屈指可数。其原因就是地区位置的优劣与重要性。巍巍秦岭横亘东西，在今陕西境内的部分是西起宝鸡，东至潼关县境，长约与八百里秦川相等。在我国占有重要地位的首推陕西的碑刻和摩崖石刻。现存最早的摩崖和碑刻均镌刻于东汉，东汉时期中央和地方官吏以廉洁爱民为荣，允许地方、民间为廉吏竖碑立传，以歌颂朝廷功德。陕西汉中摩崖石刻就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产生的。摩崖石刻一般集中在三处：陕西省褒城县石门、陕西省略阳县和甘肃省成县，都与沟通中原西出的栈道有关，大都为记事颂功德之文，是研究古代历史、交通发展史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奇险壮观的山势，开凿栈道的宏业，为崖刻书提供了深层的文化背景，崖壁的空间之大又在所有的书写材料中为之最，这些都是形成崖刻书艺术特色的重要因素。东汉的刻石，一般被认为最能够代表隶书的成就，陕西汉中的《石门颂》、略阳的《郙阁颂》、成县的《西狭颂》并称为“汉三颂”，是东汉隶书成熟时期的代表作品。

“汉三颂”：一为《司隶校尉杨孟文石门颂》，简称《石门颂》或者《杨孟文碑》，东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刻于石门崖壁上，是为杨孟文（名渔）再次开通褒斜栈道所作的纪功刻石。石刻共二十三行，每行三十字或三十一字，布局大致齐整，显露出一种精心之力；一为《武都太守李翕西狭颂》，简称《西狭颂》或《惠安西表》，因为上面有小篆书“惠安西表”四个字，一般认为是碑额，刻于灵帝建宁四年（171），仇靖所作并书写，是为表颂李翕修治西狭险路功绩所刻崖书。字大三寸许，共二十行，每行二十字；一为《李翕析里桥郙阁颂》，简称《郙阁颂》或者《析里桥碑》，镌刻于建宁五年（172），仇绋书，仇靖撰，也是为表颂李翕修治陕西略阳县西30里析里桥栈道而书，文十九行，每行二十七字。《石门颂》、《郙阁颂》两刻都在汉中，《石门颂》在褒城，向西行到略阳，即《郙阁颂》所在地；再西北行到甘肃成县，即《西狭颂》所在地。三者都是因山刻石，为摩崖所作。

《西狭颂》为我国著名的东汉摩崖碑刻，地处甘肃省陇南地区成县县城西10公里处鱼窍狭中阴面悬崖上，是东汉隶书成熟时期的代表作品之一，《西狭颂》的独特之处是其撰文、书丹、五瑞图的绘画融为一体，三者都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都出自当时武都郡府从史（史官）下辨（成县）人仇靖一人之手，为汉碑所绝无仅有者。此外，《西狭颂》在研究古代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理、交通等方面也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这与其地理位置有着有重要的关系，陇南地区在汉代特殊地理位置形成为重要商市，对当时的经济文化起到了促进作用，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是《西狭颂》产生的土壤和环境，而先秦时期陇南作为秦国的发祥地，长时间的文化积淀，加之东汉时统治者对教育的重视，对文化的传播推动了文化的繁荣，使《西狭颂》的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而在《西狭颂》刻成一年后，“汉三颂”之一的《郙阁颂》又摩崖刻成，其撰文仍为仇靖，书丹为另一下辨人仇绋。《郙阁颂》镌刻于东汉建宁五年（172）年，原在略阳县北，故道必经之地白崖间。因残损较为严重后重刻于略阳城南灵岩寺奈何桥左侧的山崖间，是仿原刻而勒刻的，高171，宽126厘米。《郙阁颂》与《西狭颂》一样，当时也是凉、益二州的交通要道，山高路险，年久失修，当时有云“涛波滂沛，激扬绝道”，给行人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于是太守李翕乃令属吏兴工修建。栈道修通后，仇靖作文，仇绋书碑刻石以纪念。于是这两项工程及《西狭颂》、《郙阁颂》石刻遂成为重要的历史文物而流传下来。“汉三颂”中的《石门颂》作于建和二年，王升撰文，王戒书丹。镌刻在褒斜道石门隧道西壁上。刻石迄今已近两千多年，但刻石画貌仍然如新。它是一篇连同书丹者的笔意、镌刻者的凿工均完好保存下来的东汉赋颂佳作。由于《石门颂》不是书写在王室庙堂之上，而是展示于自然环境中。书写者书写起来可以更加自由奔放，在陡峭的山崖上书丹刻石与在书桌前或镜碑上法书刻字相比，境界自然不同，多了几分粗犷随意，更加显得天趣盎然，书法作品置于群山峻岭的环境中，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体现了中国传统崇尚自然、天人合一的美学思想。其次，颂文的著作者太守王升，没有借此丰功伟绩为帝、国写颂歌来邀功请赏，却秉笔直书，为杨孟文写了流传千古的赞歌，作者大公无私的精神和豪迈的气概激发了书法家的创作欲望，使笔墨之下饱含情感，点画之间无不流露出真情至性，韵味十足。

东汉的碑刻隶书，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类型：（1）字形比较方正，法度严谨，波磔分明；（2）书写比较随意自然，法度不十分严谨，有随意放纵的趣味。《西狭颂》、《郙阁颂》同属于前者，它们较为倾向古朴雄强的风格，刀刻的效果比较明显，笔画呈现方棱，转折处齐整斩截，结体方正，点画雄浑厚实，力能杠鼎，以一种宏大的雄健之气摄人心魄。丁文隽在其《书法精论》中提到：“汉《西狭颂》、《郙阁颂》此二凿，文严凝重。”康有为的《广艺舟双辑》有云：“吾尝爱《郙阁颂》书法茂密，汉末已渺，后世无知之者，唯平原章法结体，独有遗意。”梁启超评《西狭颂》云：“雄迈而静穆，汉隶正则也。”《西峡颂》的用笔方圆兼施，运笔多趋于圆熟便利，极富变化，且带有篆意，行气肃整，如果仔细观赏，不难看出碑中有的字省略波迭，捺笔平出无波磔，运笔多趋于圆熟便宜，和魏、晋新隶书（真书）的发展有些相似，虽然属于汉隶作品，但字形结构则篆隶兼有，也可以说篆意较浓，但毕竟属于隶书范畴，仍然带有更多隶书的特点，如其撇、点等，还有捺和横画的蚕头雁尾，以及用笔的破圆为方等，都说明了隶书在整体造型中占有绝对优势。《郙阁颂》字形方整，结体茂密，点画形拙而神巧，字形粗细错综，斜正互见，拙而不劣，而且善于变化，仔细观察下来会发现，细节中藏巧，是一种精神姿态上的不同，轻捷的感觉显现于字形之外，灵巧蕴藏在字形之内。而石门颂显然偏重于后者，《石门颂》的艺术成就，历来评价很高。其结字极为放纵舒展，体势瘦劲开张，意态飘逸自然。多用圆笔，起笔逆锋，收笔回锋，中间运笔道劲沉着，故笔画古厚含蓄而富有弹性。其书刚柔相济，笔势左右跌宕，气势开张，波挑用缓笔提送，似棉中裹铁，运笔似依石势而动，平直中隐带起伏，有一种飞动的飘逸感，体势侧重于横向展示，是崖刻中的杰作，清代康有为推为逸品第一。《石门颂》对后世影响很大。清张祖翼跋此碑云：“然三百年来习汉碑者不知凡几，竟无人学《石门颂》者，盖其雄厚奔放之气，胆怯者不敢学，力弱者不能学也。”杨守敬在《平碑记》提到《石门颂》云：“其行笔真如野鹤闲鸥，飘飘欲仙，六朝疏秀一派，皆从此出。”1984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编写的《各种书体源流浅说》一书中指出：“汉隶不只是结构、笔法的变化多，并且有种种不同的趣味神韵。……如《石门颂》，字字挺秀飞动，势如长枪大戟；……《西狭颂》则笔势平稳；……《郙阁颂》字体厚重古雅。”在丁文隽《书法精论》中《石门颂》被冠以“开张竣爽”四字，《西狭颂》被认为是“气象嵯峨”，而《郙阁颂》则被排进“厚重古朴”的一路。

西峡颂是汉代《石门颂》、《郙阁颂》、《西峡颂》三大颂碑中保存最完整的一座摩崖刻石，清杨守敬评此碑云：“方整雄伟，首尾无一缺失，尤可宝重。”康有为评为：“疏宕。”《西峡颂》隶法简淡古质，浑然天成，为后世书家所重。此刻石气象浑穆、气势开张，笔力遒劲，体现了博大的胸襟，碑中结字宽博疏朗，每个字四周充满，空间感极强，右侧岩壁刻有黾池五瑞图，即黄龙、白鹿、嘉禾、甘露、木连理五瑞，画法飞动并加题字，古朴方整，是东汉摩崖石刻艺术中图文并茂的佳篇奇构。《西峡颂》章法茂密，笔致挥洒自如，竣逸豪放，极具宏伟壮观的气魄，可以说《西峡颂》是一篇上乘秦篆下启新隶的代表作品，通篇行气整齐，章法茂密古逸浑穆雄伟壮观。更为可贵的是，在以隶为主兼有篆意的整个作品中，由于搭配合理，整体不仅无生硬拼合之弊，却有异曲同工之妙，古意盎然之美。所以说它是隶书的杰作一点也不过分，它的妙处不在于结构造型，而在于线条的处理上，用笔用一种削中带切的手法，有近于浮雕的感觉，充满了艺术色彩。《郙阁颂》石刻的书法是汉隶八分书的真实记录和成熟之作，书法俊逸，古朴茂密，风格沉郁，清代康有为在《十六宗》中提到：“余谓隶中有篆、楷、行三体，如《褒斜》、《郙阁》、《裴岑》……等碑，变圆为方，削繁成简，遂成汉分(即八分)，而秦分(小篆)笔未亡。”清代另一位书家包世臣对《郙阁颂》也十分欣赏，他在评价西晋《般若碑》时说：“《般若碑》，浑穆简静，自在满足，与《郙阁颂析里桥》同法。”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郙阁颂》的盛名就遍及海内外，为历代文学家、书法家所推祟，各种金石学专著和杂记，各种书法专论或专著，多有著录，仅《隶辨》就录有128处之多，其价值极高。近年来，日本书法界，多次远渡重洋，长途跋涉，前来目睹这块东汉摩崖刻石瑰宝，并进行多角度的研究。《郙阁颂》用笔结字，方整凝重，有大气磅礴之象，厚重以拙取胜，，以宏大雄强之气成为汉隶中的精品。《石门颂》为汉隶中奇纵恣肆一路的代表，素有“隶中草书”之称。通篇看来，字随石势，参差错落，纵横开阖，洒脱自如，意趣横生。《石门颂》的章法与摩崖碑碣相比显得有些特殊，它的额题“故司隶校尉健为杨君颂”是个大字是放在正文的上方，而不像一般摩崖通常是放在正文的右面，且题目十字用笔极为细劲，形态生动，与《石门颂》的文字形成极鲜明的对比，给人以别开生面的感觉，既有对比，又相呼应，可谓落笔不凡。文中“命”、””升”、“诵”等字垂笔特长，亦为汉隶刻石中所罕见。《石门颂》的正文基本上是竖有行，横有列，但更为特色的是打破一般章法，为点画的舒展与开放争取更大的自由空间，追求一种与苍茫自然相协调的深远意境，追求“心不知手，手不解心”的艺术境界，因此书者收放自如，笔画力求简洁圆劲，以利于挥洒，而且不同于习惯上的蚕头雁尾的丰满，只是在自由的起伏中表现横向的波势，这种波势具有气贯长虹的气势，以劲健、清瘦、舒展的笔画给人以无限伸展的感觉，着意放纵的长垂、长捺、长横等更显得笔不尽而意无穷，打破了横有列、竖有行的均衡，给人以强烈的艺术冲击力。（作者：齐也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书法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