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退山：致同袍——如果没有最基本的理性，我们将何以称“士”？

（文/李退山）长期以来，在各汉群中，各派同袍在涉及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时，往往各持一端，龃龉在所难免。品性修为高一些的，表面上愠而不言，私下则愤然割袍断袖；而修为低一些的，则由初开始的互怼迅速升格为互撕谩骂，丧失了基本的理性。每当此时，隔着屏幕，我总有一种诘问的冲动：“试问，对于一个历史人物，你是要以儿子对父亲的维度来看待呢？还是以历史家的纬度来看待？你是要以儿子对父亲的无条件情感作为评价的标准呢？还是以历史家的理性来作为标准？”

我们想想，对历史人物的反思，其目的到底是什么？作为汉本位者，我们的目的又是什么？我们是要从历史中去汲取出有益的经验呢？还是要去维护你心中的那尊神？如果你想汲取有益的历史经验，但却以儿子的心态去反思父亲，你带着无条件的炽热的情感，试问你反思到的是些什么呢？这样的反思又有什么意义呢？

一般而言，在对待历史人物上，我们应手持理性的解剖刀，从其身上汲取有益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这就涉及到反思历史的方法论问题了。一个勇于割爱自新的人是有理性的人，一个勇于断臂求生的民族是有理性的民族。身为汉圈同袍，我们本应该是开风气之先，谋求改变世道人心、以独立的人格取代民众那种被挟持的人格的士人；而身为士人，我们本该动用我们的理性去唤醒民众的理性。如果我们连最基本的理性都不具备，泯然如众人，那么，我们将何以称“士”？

【中国满据时期老照片，图为木笼刑具。这张老照片极为鲜明地对比了满清奴役下的汉人气质和拥有健全人格的西洋人精神气质的差异。时过境迁，现在，虽然汉人脑后的辫子已剪，但汉人心中那条辫子还依然存在！】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北宋理学家张载则将士人的责任概括为言简意宏的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作为士人，我们连最基本的理性思维能力都不具备，我们将用什么去为万世开太平？因为“士”不仅仅是一种死而后已的精神，更是盘活局面的智者和能力的化身。很难想象，一个连理性都不具备的人，能有多少盘活局面的智慧呢？《礼记·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番话从“欲明明德于天下”开始层层追因，指出“治国、齐家、修身、正心、诚意、致知”等等一切的先决条件是“格物”。所谓格物，“格”乃探究之意，“物”乃客观之物，“格物”即为探究包括大自然和人类社会在内的一切客观事物的规律，也即是对天道的把握。《大学》所言之“格物”是儒家认识论——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基石，但窃以为，认识论的终极基石并非“格物”，而是理性。

理性是大脑在对客观世界的观照中努力克服主观羁绊的智力活动，在这一活动中，大脑努力克服一切人性的弱点和先入为主的成见，摒除一切主观情绪和情感的干扰，从而对被观照物做出超越个人利益和好恶的客观评估，并以此为依据提出合于天道法则的应对策略，以之格物致知、修齐治平。身为士人，如果我们连最基本的理性都没有，那将谈何格物致知、正心修身？我们连正心修身的自我救赎都难以实现，又将遑论齐家治国、明明德于天下？（李退山于2019年12月19日午11时，对理性的阐述节选自《李退山：拥有理性的士人不会一味谈“日”色变》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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