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将中国绘画作品分为四个等级，即：能品、妙品、神品、逸品。

能品谓之：形象生动，对客观事物的形象把握准确，此品可供临摹学习。

妙品谓之：笔墨精妙，技法娴熟、是得心应手的有法之法，此品亦可临摹学习。

神品谓之：刻画事物的精神本质达到了至高境界，此品也还可作为范本临摹学习。

逸品谓之：笔墨技法达到极致而产生的无法之法。即“画到生时是熟时”的一种境界，是“奇思异想”加上“妙手偶得”的结果，逸品是无法使人楷模的。

要想品评出以上四品，须按南朝宗炳提出的“澄怀味象”法。“澄怀”即把胸怀先洗涤清澈，不含杂念、欲望、私心和主观情感，然后进入画家创作时的状态，等到与画家心有灵犀时，再用自己的文化积淀和理解，去升华意境。“味象”即品味作品，“品味”即审美、领悟，眼在观画，心在体悟。“味象”有时甚至是可意会不可言传的。

有位“品味”画的专家认为：以上四种，无所谓谁高谁低，只是目的和追求的不同而已。比如有人认为徐悲鸿的人物、奔马是能品；任伯年的人物、王雪涛的花鸟是妙品；潘天寿的山水、刘海粟的花卉是神品；黄宾虹、陈子庄的山水是逸品。

吴冠中先生认为：“逸品中的‘逸’放逸也。其含义当指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不迁就世俗，一味强调个性，强调自我情感的抒发”。“逸品，必须摆脱一切客观利害的约束才能产生，这正吻合了艺术诞生的科学规律。”逸品要有真情的流露，文化的素养和人格的品位。疾风知劲草，路遥知马力。吴冠中先生还认为：技法功力有志者都能达到，继承传统，将逸品列于首位，并欢呼逸品的诞生，无论具象、抽象、工笔、写意、超现实追求……各种各样表现手法的逸品！

从顾恺之的时代开始，中国画就不再将“酷肖对象”作为第一重要的目标，认为画得像并不特别重要。当时的顾恺之提出了写神论，将“神”与“形”区分开来，追求神似而不是形似，而在西方古典画论里，从来也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形”和“神”是一体的。

中国的哲学，无论是儒学还是老庄，都特别强调精神气质，不太强调物质性。“形而下为器，形而上为道”，大家都认为道是很高的，而器是很低的，即便画得像，其实也是很低的，只有把“神”画像了才是很高的，才跟“道”比较接近，所以大家都往“道”的方向努力。

五代南唐画家董源在山水画上的造诣很高，他的画作属于南派山水。五代的南派山水与北派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南派山水的用笔变得比较松灵，“松灵”这个词是中国画论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它表达的是中国画的笔墨皴法从比较严谨的一种图像，转变成了一种比较放松、比较随意的皴法。就这么一点变化，在当时已经非常重要，就是当时的前卫派，因为它是一种新的画法。当时还发展出一些小支流，例如梁楷的简笔或者是泼墨的画法，这种画法虽然在当时只是极个别的现象，影响并不大，但是这至少可以说明，当时已经有艺术家用这样的方法在作画了。

那么，从写实的方面来说，其实在宋代以后，中国很多画家已经具备了很好的造型能力，他们可以画得很像、很细节，例如可以把一个宴会醉酒的人物表现得很充分，可以看出当时的写实能力达到了一个高峰。但是，很多画家觉得再这样画下去没有什么意义，应该找到更新的发展方向。于是，在北宋到南宋的过渡时期，中国绘画史上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那就是文人画的出现。

西方的绘画当中也有一个相似的转折，那就是发生在十八、十九世纪时，古典主义学院派向印象主义和现代主义的转折。西方的转变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完成的，而中国的转折则是在北宋到南宋期间完成的。西方之所以出现转折，原因在于照相术的刺激，绘画不得不对此做出应对；而中国的绘画发生转折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照相术，中国画的转折不是由客观因素推动的，而是知识分子的智慧和思维的结果。

现在，如果我们在市场上看到宋代、元代那些画得很写实的画，这些绘画的价格确实应该很贵，为什么？因为它们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准。到了元代以后，由于文人画的兴盛，笔墨的独立性加大，书法用笔的审美趣味也融入绘画当中，笔墨变得更加松灵，显现出不依赖于对象的独立审美价值。这不仅是中国绘画史上的重大转折，同时也是绘画价值判断标准的重大转变。

在此之前，中国绘画以画得像为基本的要求，以皴法、勾线的工整和准确为基本的要求。那时有一个基本的评价标准，叫做神品，所谓神品，就是画得很传神，太像了，把对象的感觉全画出来了，把很微小的细节甚至衣服上的褶皱全画出来了，这就是神品。到了元代，另一个评价标准开始占主流地位，那就是逸品，逸品成为中国绘画的一个最高标准。逸品的典范就是倪瓒。

今天来看倪瓒的画，我们会感觉到画面其实还是很工整、很细腻的，但是当时的绘画理论当中，已经出现了一些夸张的说法，评价倪云林作画是逸笔草草、不求形似，画出来的对象到底是骡是马已经不重要了。尽管我们今天看来，其实还是可以看得清楚他画的到底是哪种树，然而与他的前人比较，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