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意义不在于过去，正在于未来，至少要知道什么应该继承和发扬，什么应该唾弃和鄙视。

主流历史观念描绘的景象：中国思想文化春秋战国时期高峰，以后停滞倒退；综合文明汉唐时期高峰，以后停滞倒退，明代黑暗专制极点，清朝延续这个势头而已。按照这样的景象，对中国文化彻底否定是应该的。如果一面对主流宣扬的历史观念深信不疑，另一面还大谈什么复兴中国文化，那这样的复兴，既无法真正深入人心，说服大量以继承五四精神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也无法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只能是得其皮毛，只能是清朝时期尊孔读经之类把戏的重演。所恢复的也只不过是被阉割掉灵魂的中国文化。

主流历史观念成立与否的关键一环就是对明代历史的认识。我们先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澄清一些常见的对中国传统的指责，然后着重针对明代历史的一些问题，明代的基本制度，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选择比较典型的案例进行分析澄清。主要内容有：

明代废除宰相是否是加强了皇权专制？明代的宦官势力是否像一些人夸张的那样厉害？明代是否是一些人想当然的那样重农抑商？明代郑和下西洋是否如一些人说的那样仅仅是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把朱元璋评价成残暴是否公正？对正德皇帝的丑化是否公正？说万历好色贪财是否符合事实？还有揭穿一些人在崇祯皇帝的内帑上的造谣，和一些人说南明弘光帝荒淫至极的谎言。通过具体的分析来说明：大量对明代历史的丑化并不是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的。

接着分析明代被如此丑化的原因。主要有四点：第一、清朝统治下屠刀的淫威；第二、明代自身言论的开放；第三、西方中心主义观念的影响；第四、许多人习惯性地忽略大规模侵略屠杀以及民族压迫对历史进程和文明进程的巨大影响。

最后一部分指出：重新认识明朝的意义不单单是对明朝本身的评价问题。

首先是如何认识大规模民族压迫统治对文明的有害影响，是要让人们从理性上就明白反对一切形式民族压迫的必要性。 其次是通过重新认识明朝，真正树立起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定信心，中国文化自身本来就具有开放进取的精神，自身从来不缺乏自我革新、自我进步的能力。

最后通过重新认识明朝，弄清楚我们提倡复兴中国文化，不是说复古主义，不是认为中国的思想文化越古越好的。恰恰相反，中国的历史，尤其是明代的历史本身就证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不断进步的。在当今时代要复兴中国文化首先是要在明代已经达到的高度基础上继承和发展，而不是再简单回到几千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水平，膜拜不已。在当今时代复兴中国文化，也不是说把某个中国古代思想家或学者当成不可侵犯的神圣偶像，或者把他们的言论当成教条，而是要真正恢复中国传统文化开放、自信、包容、进取的精神，要恢复传统文化中那种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的傲气，恢复那种君子和而不同的宽容，恢复那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广阔胸怀，恢复那种为往圣继绝学，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雄心，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文化的复兴。

有人说历史都过去了，说好说坏又不能多长几斤肉，扯那个淡干什么呢？

确实，如果历史只和过去有关，就真没有纠缠的必要了。但事实不然。国学大师钱穆有一句话，“过去不能控制未来，此过去便成死绝，便成寂灭，亦便于历史无关”。

一个丧失记忆的健忘症患者只能是个废人。个人如此，国家民族同样如此。

任何一种历史观念体系有意或无意都至少会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应该继承和发扬的，什么是应该唾弃和鄙视的？

那么主流宣传给我们描绘的中国历史总体图景是什么样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又如何呢？

大体是这样的：中国思想文化的顶峰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一派繁荣，真是黄金时代。至于以后中国的思想文化大概就只是这个时期的简单传承甚至萎缩倒退，更甚至于成了培养奴才的工具。

而中国文明政治、经济、国力、思想、文化综合意义上的高峰是汉唐时期，所谓强汉盛唐，令人热血沸腾，心向神往。以后则基本上是一蟹不如一蟹，陷入停滞倒退中。明朝更是黑暗专制的顶峰，僵化保守无比，之后的清朝不过是不幸延续了明朝的制度。

甚至按照某些人的说法，幸亏有所谓蒙古侵略屠杀，女真侵略屠杀，给中国输入新鲜血液，否则大概中国早就完蛋了。至于中国近代的落后，则是中国固有文明本身早就丧失活力，是中国传统本身就重农轻商，僵化保守，封闭自大，再加上程朱理学压制人性，强化奴性之类，而清朝统治者只不过是被中国传统所污染同化了，所以中国近代落后背上了黑锅，换任何其他朝代都会如此，甚至只能更惨。

这样一幅中国历史的图景，应该说相当深入人心，从这样的图景出发，大概不外乎如下三种态度：

第一种态度是既然中国从汉唐以后就是停滞倒退的，那就说明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思想本身就是一潭死水，丧失了自我批判、自我革新、自我进步的能力，先天就有停滞倒退的基因缺陷，必须彻底打倒推翻，必须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所有领域全盘西化，甚至有更激进的观点就是连中国文字都应该废除，改用拉丁字母。

第二种态度是虽然中国近代落后了，但那主要是后来的程朱理学之类观念的罪责，孔孟学说本身还是好的，而且中国文化还有许多动人之处，至少可以当作古董供人赏玩，是不必完全抛弃的。

第三种态度那就是中国传统就是好就是好，所谓先进落后不过是风水轮流转，洋鬼子的东西只能得逞一时而已。反正最后一定会证明中国传统之精神文明独步全球云云。

假如问，在主流历史宣传是正确的前提下，应该采取哪一种态度？

我会毫不犹豫的回答，当然是第一种。这种态度是理性的，是符合逻辑的，是透彻明白的。事实上这也正是长期以来大部分自命为思想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采取的态度，充其量进行一些微调，或者是保留其内核的情况下，套上一层更温和更潜移默化更容易让人接受的外壳而已。至于后面两种态度，则本身就是非理性的，愚昧的，思想僵化的表现。

还记得第一次看到鲁迅著作中对中国文化尖锐无情抨击的时候，心理上的震撼与痛快。中国的历史就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交替。“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宴席。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宴席的厨房。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否则，此辈当得永远的诅咒”。这些就是鲁迅的话。

这种对中国文明的痛斥，真是畅快淋漓，振聋发聩。

对我这样的人来说，从少年时代形成的基本立场就是：五四运动对中国文化的彻底批判，对孔子的完全否定大快人心，中国落后的根源就在于中国文化本身。中国文化只是拖累中国前进的包袱而已，必须抛弃，才可能进步。而中国之进步不过是人类进步之一部分，实现这种进步，即便完全抛弃中国之特性，亦毫无可惜。

什么孔学儒教，什么民俗国学，不过是愚昧落后复古保守的同义词。

一切试图为孔子招魂，恢复孔子名誉地位的做法都是封建糟粕之回潮，都是对历史之反动，必须给予迎头痛击，坚决抵制。更不必说后来更为糟糕的程朱理学之类了。这样的观念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对我来说都是不可动摇的。

然而现在的观点是改变了。为什么会改变呢？并不是因为觉得态度应该折中一些啊，或者前面所说第二、第三种态度更英明一些啊。而是因为主流历史观念所构建的那套体系本身就错误。

如果更深入了解一些东西，即便仅仅是只鳞片爪，也可以发现这套体系虽然深入人心，其实千疮百孔，到处都是用随心所欲的臆断来代替历史的实际。

我这样说当然是有根据的，首先从思想文化角度来分析一下。

先说程朱理学，我们大部分人的印象是什么呢？大约总不外乎是存天理，灭人欲。压制人性，扼杀活力，统治者的愚民工具，麻醉人民的思想毒药，精神刽子手等等，总之百无一是。甚至某些人为了给孔孟学说洗白，也不惜拿程朱理学开刀，痛斥程朱理学如何歪曲孔孟原意云云。

正因为一直抱着这样的印象，所以当我第一次看到下面这段话的时候，心中是震撼加迷惑，这是主流历史宣传所告诉给我们的那个朱熹吗？

这段话是什么呢？是朱熹在写给陈同甫的一封信中说的话。 “老兄视汉高帝唐太宗之所为而察其心，果出於义耶，出於利耶？出於邪耶，正耶？若高帝，则私意分数犹末甚炽，然已不可谓之无，太宗之心，则吾恐其无一念之不出於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义以行其私，而当时与之争者才能知术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义之可借，是以彼善於此而得以成其功耳。若以其能建立国家，传世久远，便谓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败论是非，但取其获禽之多，而不羞其诡遇之不出於正也。千五百年之间，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间也。”（《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第36册）

汉高帝唐太宗，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作为明君的象征和代表，甚至是最好的皇帝的代表。即便是现在，许多人一提到唐太宗都是眉飞色舞，崇拜的五体投地。可就是这样的明君，这样的好皇帝，却被朱熹毫不客气的评点为“无一念之不出於人欲也”,“假仁借义以行其私”。如果最好的明君都不过是“假仁借义以行其私”，那其他等而下之的皇帝，在朱熹看来又当是如何呢？

实际上在其他地方，朱熹还说，汉唐之君，“其全体只在利欲上”，这分明就是撕去了笼罩在皇帝身上那层温情脉脉的神圣面纱。

主流历史宣传灌输给我们的印象，程朱理学就是让人当皇帝的驯服工具，让人都当奴才的思想，能和这些话对上号吗？ 假如说这些话还不能充分说明问题，我们来看看明朝的遗民吕留良。

许多人知道吕留良是因为清朝的文字狱，知道他是一个有强烈反清复明思想的人物，死后尸体被清廷从棺材里挖出来凌迟碎割， 一些武侠小说，包括鹿鼎记里都可以看见他的名字。至于他的孙女吕四娘在民间传说里更是取下雍正头颅的女侠。尽管如此，但人们未必知道吕留良本身恰恰是一个程朱理学最坚定最忠实的信奉者宣扬者。

吕留良的大部分著作应该已经被清廷销毁，无从得见，但也有些内容，逃过罗网侥幸存留至今。

钱穆的著作中摘引了一些内容片段，这里不妨也转引一些，让大家看看说的是什么。

“秦汉以后，许多制度，其本心却绝是一个自私自利，惟恐失却此家当。……此朱子谓‘自汉以来二千余年，二帝三皇之道未尝一日行于天下’者是也。”

“汉唐以来，人君视天下如其庄肆然，视百姓如其佃贾然，不过利之所从出耳，所以不敢破制尽取者，亦惟虑继此之无利耳。原未尝有一念痛痒关切处耳。自秦并天下以后，以自私自利之心，行自私自利之政。历代因之。后儒商商量量，只从他私利心上要装折出不忍人之政来，如何装折得好？”

“故自天子以至于一命之奉，皆谓之天禄。天禄本于农，禄自农生。”

吕留良的说法和一些解放后政治教科书中的说法其实颇为相似。即皇帝是地主头子之类，就算对百姓好，也是为了维护自己长远利益，不敢剥削太厉害以至无法长久维持云云。 至于说皇帝和官员的俸禄其实都是农民供给，是农民养活了他们。这和解放后宣传的的劳动者养活了统治者也是一样的意思。

显然，在吕留良这里，程朱理学不是什么压制摧残人民的思想工具，恰恰相反，思想批判的锋芒是指向皇帝，指向统治者本身。而且严格说来，吕留良对程朱理学进行的这种解释和阐述，并非是他个人的发明，而正是符合程朱理学创始人的思想逻辑。

而且在明代，许多知识分子也都是以这样的角度来理解程朱理学，并且以程朱理学为根据，对皇帝的行为进行种种规范约束，甚至直接指责皇帝，漫骂攻击皇帝，只是吕留良的阐述显得更为通俗一些而已。

通过朱熹本人的话以及吕留良的话，我们至少可以知道主流宣传告诉我们程朱理学就是让人们给皇帝当奴才这样的说法是有很大问题的。

那么程朱理学的思想是否仅仅局限于社会伦理和政治观念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这个问题如果要详细阐述起来也需要不少篇幅，这里只说一点。

英国著名的科技史大师李约瑟对朱熹的推崇，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李约瑟对于朱熹给予的评价之高，可能是大部分中国人所难以想象的。

在科学出版社1990版的第489页上他说朱熹“中国历史上最高的综合思想家，……这一中国思想史上最伟大的人物”。

第498页上说：“当我们进一步考察这一精心表达的自然体系时，我们不能不承认宋代哲学家所研究的概念和近代科学上所用的某些概念并无不同。”

第506页上说“并且朱熹对宇宙本质的洞察力，因此就要比他的任何中国和欧洲的注疏者和翻译者所承认的更为先进得多。”

第524页上说朱熹“这位中国所曾产生过的，最伟大的，集大成的哲学家。”

第526页上说“理学的世界观和自然科学的观点极其一致，这一点是不可能有疑问的。”

第527页上说“宋代理学本质上是科学性的，伴随而来的是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本身的各种活动的史无前例的繁盛。”

第528页上说“我相信由理学所总结的中国思想对欧洲思想的贡献，比迄今为止人们所充分认识到的要大得多。”

我为什么要如此不厌其烦的引用李约瑟的话，那就是让大家想一下为什么在中国被主流历史宣传矮化丑化甚至妖魔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的朱熹和理学思想，在李约瑟这样一个受过西方严谨科学训练的卓有成就的科学家那里，却能受到如此高的评价？

这里面究竟是出了什么问题？

主流宣传灌输给我们的那套程朱理学就是吃人的、反动的、保守落后的，是否和事实相差太远了？

我们有多少人在程朱理学半本原著都没有看过，除了存天理、灭人欲之外根本不知道程朱理学说的是什么东西的情况下，一提到程朱理学就不屑一顾嗤之以鼻，而且还确信自己的这种鄙视态度是万分正确的？这种自信究竟是从何而来？

程朱理学还可以说仅仅是学术思想上的一个具体对象，那么从更广的范围来看，情况又如何呢？

通过对明代一些历史事实的考察，可以看到歪曲同样非常严重。许多长期以来被视为中国传统思想，传统文化愚昧落后甚至凶残的地方，并不是其自身正常发展的结果，至少在明代是如此！这方面我们必须还中国传统思想，传统文化一个公道！

对中国传统的指责有很多，这里不妨对最常见、也是最典型的三个做一下分析。这三个指责一是礼教吃人，二是狭隘排外，三是僵化专制。

五四时期批判吃人的礼教，也即所谓在礼教的约束下，妇女只要有稍微违背礼法之处，就可能遭受羞辱，甚至被剥夺性命。鲁迅的小说《祝福》中就描绘了祥林嫂因为嫁了两个丈夫，就遭受种种歧视，以至最后悲惨死去的故事。 可实际上，这种现象真是中国文化正常发展的结果吗？

我们不妨看看离清朝最近的明朝情形又如何？

稍微看一些明人的记载以及当时通俗小说中所描绘的情形，就可以发现事实就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明人谢肇制在《五杂俎》中说：“‘父一而已，人尽夫也’，此语虽得罪于名教，亦格言也。父子之恩，有生以来不可以移易者也。委禽从人，原无定主。不但夫择妇，妇也择夫也。谓之人尽夫，亦可也。”

人尽可夫，在现在看来也是一句骂人的话，但在谢肇制的解释下，这句话却被赋予了一定程度上婚姻恋爱选择自由的意味，也就是男人固然可以选择自己老婆，妇女也可以选择自己的丈夫。既然可以选择，那范围当然就大了，只要是个人，当然至少应该是没有血缘关系的男人，都可以是丈夫。所以谓之人尽夫，亦可也。可见当时一些知识分子，其实已经提出妇女恋爱婚姻选择自由的观点，和现代的认识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五杂俎》还有一段话是说：“即今国家律令严于不孝不忠，而妇再适者无禁焉。淫者，罪止于杖而已，岂非以人情哉？抑亦厚望于士君子，而薄责于妇人女子也？”也就是按照明代法律，并不禁止妇女改嫁，对通奸的行为处罚也很轻微。

那么，当时的普通百姓又如何看待妇女改嫁和失贞问题呢？只要看一下明人编写的三言二拍就会发现，明代民间对妇女贞洁的问题同样看的很淡，风气相当开通。甚至有些在现在看来都不能容忍的事情，在明代的社会里却表现出非常的宽容。比如《喻世明言》里的第一个故事《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蒋兴哥的老婆王三巧在丈夫外出到广东经商作生意时，和别人勾搭成奸，蒋兴哥回来得知，并没有因此对王三巧如何打骂吵闹，相反只是自己伤心之余，写了休书，听凭王三巧改嫁。王三巧的父母并没有怎么责怪她，反而安慰她说“恁般容貌，怕没人要你？少不得别选良姻，图个下半世受用。你且放心过日子去，休得愁闷。” 后来姓吴的知县聘王三巧为妾，蒋兴哥非但没有阻拦，反而因为顾念曾经夫妻情深，把原来家里的“十六个箱笼，原封不动，连匙钥送到吴知县船上，交割与三巧儿，当个赔嫁。妇人心上到过意不去。傍人晓得这事，也有夸兴哥做人忠厚的，也有笑他痴呆的，还有骂他没志气的，正是人心不同。” 再后来蒋兴哥不慎误伤人命，打官司，审理案件的恰好是姓吴的知县，王三巧得知后哭求知县从宽处理。知县在处理案件完毕后，为两人之间的真挚感情所动，就主动提出让二人重续前缘，说“你两人如此相恋，下官何忍拆开。幸然在此三年，不曾生育，即刻领去完聚。”

这个明代社会里发生的故事，弥漫的温情与宽容，即便在现代社会里都是很难看见的，现在如果丈夫发现老婆在外偷情，那还不恩断义绝，夫妻彼此视为仇敌？就算离婚，恐怕也要为争夺财产闹得鸡飞狗跳。而且故事作者对王三巧描绘的笔调也很温和，基本没有什么严厉苛责。从其所描绘的明代社会来看，所谓吃人的礼教，实在看不到半点蛛丝马迹。

其实三言二拍里描绘的这类故事不少，总的来看，当时的社会非但不鼓励寡妇守节，反而是鼓励寡妇能够改嫁；如果妇女失贞的原因并非是其自己的责任，亲人的态度也很宽容；甚至确实是通奸放纵的情况，谴责的程度也并不特别严厉苛刻，相反有时候还给予一定同情谅解。

结果怎么样？男方和女方的亲属是看见她要守寡，非常高兴、大力怂恿吗？恰恰相反！非但不鼓励不支持，反而轮番上来劝说她不要守寡，“父母家因其年少，去后日长，劝他改嫁。叔公丘大胜，也叫阿妈来委曲譬喻他几番。那邵氏心如铁石，全不转移。……众人见他主意坚执，谁敢再去强他。自古云：‘呷得三斗醋，做得孤孀妇。’孤孀不是好守的。替邵氏从长计较，到不如明明改个丈夫，虽做不得上等之人，还不失为中等，不到得后来出丑。正是：作事必须踏实地，为人切莫务虚名。”

从这个描写来看，原来在明代，亲属对守寡的态度是不支持的。作者的态度也分明是不支持寡妇守节的，所以才说“替邵氏从长计较，到不如明明改个丈夫。”

又如《初刻拍案惊奇》的第六卷《酒下酒赵尼媪迷花 机中机贾秀才报怨》中说贾秀才的老婆巫氏，被人用药迷昏后奸污，贾秀才得知以后，非但没有责怪，反而安慰她说“不要短见，此非娘子自肯失身。这是所遭不幸，娘子立志自明。今若轻身一死，有许多不便。”后来贾秀才夫妻两人合谋设计报仇成功，“那巫娘子见贾秀才干事决断，贾秀才见巫娘子立志坚贞，越相敬重。”这也是妇女尽管失贞失节，但其亲人非但没有因此对她心生嫌弃，反而“越相敬重”的例子。

再如凌濛初在《二刻拍案惊奇》第34卷中说“男女大欲，彼此一般，一人精力要周旋几个女子，便已不得相当；况富贵之人，必是中年上下，取的姬妾，必是花枝也似一般的后生，枕席之事，三分四路，怎能够满得他们的意，尽得他们的兴？所以满闺中不是怨气，便是丑声。总有家法极严的，铁壁铜墙，提铃喝号，防得一个水泄不通，也只禁得他们的身，禁不得他们的心。略有空隙就思量弄一场把戏，那有情趣到你身上来？只把做一个厌物看承而已，似此有何好处？” 这也可以看出明人在男女问题上通情达理的态度，远不是后人所污蔑的那种森严苛酷。所谓礼教杀人，决非中国文化按照自身逻辑正常发展下呈现的面目。

礼教问题是如此，再以对待外国文明的态度来说一下。按照一些人的说法，中国文化从明代开始就是闭关自守，盲目自大，愚昧排外，以天朝上国自居，清朝时期统治者的愚昧表现，也不过是这种传统的延续而已。鲁迅也说中国古人对外国人向来只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把他当禽兽，一种是把他当主子，从来没有当成平等的人来看待。

事实果真如此么？还是拿离清朝最近的明朝对比一下！

只要略微了解一些事实就可以发现，明朝时候中国文化显示出的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胸 襟宽广的气象，决非是满清统治时期呈现的那种狭隘逼仄，排外闭塞的光景。 就以最通俗的例子而言，明人创作的小说《西游记》讲述的就是西天取经的故事，对中国从外国引入某种文化，宗教思想，非但没有排斥，反而津津乐道。另外，从当时在明的西方人记载也可以看出明朝人具有的开阔胸怀。

传教士艾儒略记载的明朝万历和天启年间担任过内阁首辅的叶向高的事迹，当时利马窦死后，明朝政府赐予葬地，“时有内宦言于相国叶文忠（叶向高）曰：‘诸远方来宾，从古皆无赐葬，何独厚于利子？’文忠公曰：‘子见从古来宾，其道德学问有一如利子者乎？如无论其它，即其译《几何原本》一书，即宜钦赐葬地。’”明朝的内阁首相如此看重几何原本，其胸襟见识也可想而见。

在明朝呆了二十多年的葡萄牙人曾德昭说“中国人爽快的赞颂邻国的任何德行，勇敢的自承不如，而其他国家的人，除了自己国家的东西以外，不喜欢别的东西。中国人看见来自欧洲的产品，即使并不精巧，仍然发出一声赞叹。……这种谦逊态度真值得称羡，特别表现在一个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上，对于那些有眼无珠、故意贬低所见东西的人物，这是一个羞辱。”

可见鲁迅曾经说“中国人对于异族，历来只有两样称呼：一样是禽兽，一样是圣上。从来没有称他朋友，说他也同我们一样。”根本不符合明代的事实！

关于这方面，我们再看看明代知识分子自己是如何说的。沈定平《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调适与会通》载瞿式榖言：“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也就是说，只要忠信明哲，就算在很遥远的地方，也可以把他们当成与我们一样的文明人看待；如果是昏暗愚昧、寡廉鲜耻，就算在距离我们很近的地方，那也是野蛮人。他又说： “尝试按图而论，中国居亚细亚十之一，亚细亚又居天下五之一，则自赤县神州而外，如赤县神州者且十其九，而戋戋持此一方，胥天下而尽斥为蛮貉，得无纷井蛙之诮乎！”也就是说中国所占的土地也不过是整个地球的一小块，守着这一块地方，而把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都看成是野蛮人，这不是井底之蛙吗？他还说：“曷微之儒先，曰东海西海，心同理同。谁谓心理同而精神之结撰不各自抒一精彩，顾断断然此是彼非，亦大舛矣。” 瞿式榖的论说可能有不准确处，但其开放的眼界，包容的心胸则是值得称赞，而这种心态在明代的主流知识分子中是相当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

比如著名东林党人冯应京在《舆地图叙》中写道：“即如中国圣人之教，西士固未前闻，而其所传乾方先圣之书，吾亦未之前闻，乃兹交相发明，交相裨益。惟是六合一家，心心相印，故东渐西被不爽耳’ “程百二遵其教诲，编辑《方舆胜略》。南师仲在序言中说“盱眙公欲联万国为弟兄，其志伟，其虑远，而天不假之年，赍志以逝，今幼舆（程百二）氏以韦布承盱眙公之面命，爰本《山海舆图》，衍缀是书。”[1]

再拿一个有代表性的，明末著名的反清志士，和满清不共戴天逃亡日本的朱舜水说“世人必曰：‘古人高于今人，中国胜于外国。’此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语。”（《与陈遵之书》）这又是何等豁达，是何等自信开放的胸襟！我们据此对比一下清末，被洋人大炮轰上门来，诸如林则徐之类还以为洋人的膝盖不能打弯，将其视为夷狄，这差别也太大了！

正因为明朝人的心态普遍开放，所以李申在《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这本著作第860页说，明朝“没有人号召‘师夷之长’，因为根本用不着号召。明朝人对待各种技术的一般态度是：只要好，我就用，不管它来自哪里。”[2]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心态，尽管当时西方殖民者多次侵略骚扰中国，被中国军队打败，但明朝政府依然能够积极的向被自己打败击退的敌人身上学习好的东西。正德十六年，明朝政府下令将占据屯门（今香港和深圳一带）的葡萄牙人驱除，明军当时的将领是汪鋐，葡人被打的溃不成军，死者狼藉，很多人被明军俘虏，就连从暹罗开往中国的葡萄牙船只也大部被捕获，剩下的葡萄牙人眼看要全军覆没，只得连夜溃逃而去。汪鋐在屯门打败了葡萄牙人之后，缴获了许多葡萄牙人使用的枪炮，他马上上疏给明朝政府，认为这个兵器发展的潜力和威力很大，要求大量仿制改进并装备部队。明朝政府马上听从了汪鋐的建议，并提升汪鋐为右都御史，专门负责这件事情。以后明代的火器基本上都是相当敏锐的紧跟整个世界的动态，一发现最新式的火器，马上就是不遗余力的大规模仿制和改进，并且自身独立研制和创造的火器的能力也在不断增长，到最后无论在火器的研制还是火器的装备规模上已经有反超西方的趋势。

甚至对于来访的西方人，明朝的官员都不会放过他们随身携带的火器，而是要拿去研究仿制。 在1585年出版的西班牙人门多萨著的《中华大帝国史》中记述菲律宾群岛圣奥古斯丁会主教马丁·德·拉达修士和他的同伴遮罗尼莫·马丁修士以及同行的西班牙军人到明朝来联络消灭中国海盗林风的事情，其中就有这样的记载：“下一天，总督派人去访问我们的人，向他们要一把剑，一支火绳枪和一个火药桶，因为他要据此制造。我们的人把这些送去，后来得知他们仿制了，尽管不那么完全相同。” 而到了满清统治下，这样开放自信从容的态度就荡然无存了。满清统治者不仅自己不主动寻求对西方先进事物的学习，甚至当这些先进事物被送到他们眼前，也仅仅被其当成玩物。这和明朝相比，不啻天壤之别！

1793年，英国派遣到清朝的使者马嘎尔尼在送给乾隆的礼品包括各种当时世界上先进的仪器和武器，“礼品介绍中专门提及了榴弹炮、迫击炮以及手榴弹、卡宾枪、步枪、连发手枪”，然而所有这些在满清皇帝乾隆看来，仅仅是一些奇技淫巧，这些送上门来的先进武器，对满清没有任何影响，一只到了几十年后，满清在使用的还是两百多年前明朝时代的武器，甚至更为落后，被英国教训的头破血流，摇尾乞怜求饶的时候，这才知道要去学习，而这时的满清已经成为西方殖民强盗的奴才和代理人了。对比明代，只能认为这不是发生在同一个国家、同一种文明内的事！

鲁迅曾经说中国古代“异端思想不能出卧房半步”，许多人也一直认为中国古代的人都是思想僵化的专制奴才，都只能规行矩步的按照古代经典来表达思想，不能越雷池半步，没有半点思想自由，对皇权更是绝对服从。这种看法如果描述满清统治，是符合事实的，但如果拿来描述其他汉族朝代，则根本谬误。

还是以明朝为例。明代大儒王阳明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答罗整庵少宰书》）也就是说，只要你自己的心认为是错的，那哪怕是孔子说的，也照样认为是错的;如果你自己的心认为是对的，那就算是平庸普通人说的话，那也照样认为是对的。王阳明又说“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虽异于己，乃益于己也；言之而非，虽同于己，适损于己也。益于己者，己必喜之；损于己者，己必恶之。”也就是说，天下的公道和公学不是朱熹和孔子可以垄断的。

明代唯物主义思想巨人王廷相则把“惟先儒之言是信”的人嘲笑成函关之鸡：“学者于道，不运在我心思之神以为抉择取舍之本，而惟先儒之言是信，其不为函关之鸡者几希。”

李申在《中国古代哲学与自然科学》中说“宋明理学，……从其创立开始，就伴随着对经典的批判和否定。欧阳修说《十翼》不是孔子作品，司马光反对《孟子》，王安石不喜欢《春秋》，朱熹说《周易》是卜筮之书，……他们敢于否定经典，别人也就敢于反对他们。正如自己不孝父母，也难让儿孙孝顺自己，所以朱熹之后出了王廷相、王阳明，王廷相、王阳明之后有何心隐、有李贽。李贽不是一个偶然现象，他是宋明理学发展的必然产物。” “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人们可以随意的解释经典，于是传统的经学衰落了。人们常常谈论传统科学在明代的衰落（与此相应的是新科学新思想在明代的兴起），却很少有人注意传统经学在明代的衰落。所以在明代，社会上层是理学的自我革新、新哲学观念的层出涌现，下面是流淌着一江活水，生长着几枝春芽。” [3]

李申的话中提到了李贽，李贽常常被一些人当成是明朝专制的牺牲品，其实根本就是相反。李贽被抓是因为他本身行为偏激得罪人不少，再加上一些人编造了他行为不端，勾引妇女的谣言。所以在他76岁的时候，才把他抓去关了起来。袁中道的《李温陵传》中说“狱竟无所置词，大略止回籍耳，久之，旨不下，公于狱舍中作诗读书自如。一日呼侍者薙发。侍者去，遂持刀自割其喉，气不绝者两日” 也就是对他的处置也不过就是让他回家乡而已，而他在监狱内的待遇也颇好，甚至还可以叫人来服侍他，帮他理发。最后是他存心要当烈士所以才自杀的。

其实关于他自杀的原因，他的学生汪本钶的话是能说明问题的：“人谁不死，独不得死所耳！一死而书益传，名益重。盖先生尝自言曰：‘一棒打杀李卓老，立成万古之名。’一棒与引决，等死耳，先生岂死名者哉！”可见把李贽的死当成是明朝政府对他的迫害所致实在是有些冤枉了。从李贽本人的愿望来说，他倒是希望政府迫害，然后他当烈士，成万古之名。可惜明政府不成全他，只是让他回家乡，这他受不了，于是自杀，总算也博得个烈士的名号了。

而且李贽的著作在明代是最火的畅销书，其流行基本没有受到阻碍。2004年春之卷的《中国文化研究》上张学智在《对泰州学派的研究亟待加强》一文中说“……李卓吾的影响则是全国性的，大有登高一呼，一境皆狂之势，故其生前身后， 引起当时著名文人学者如张鼐、公安三袁、汤显祖、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多人的关注，批评、赞许见于多种明人文集中，他的思想和作品对当时社会的确发生了巨大影响。”[4]其畅销流行程度从如下的事实可见一斑，一些书商为牟利，甚至聘请人假冒李贽的文笔语气写书。当时的盛况可从万历时期初版由汪本钶编集的《续焚书》中李贽生前的朋友学生写的几篇序中窥见一二。

比如汪本钶本人写的《续刻李氏书序》中说“海以内无不读先生之书者，无不欲尽先生之书而读之者，读之不已或并其伪者而亦读矣。夫伪为先生者，套先生之口气，冒先生之批评。欲以欺人而不能欺不可欺之人者。……第至今日，坊间一切戏剧淫虐，刻本批点，动曰卓吾先生。耳食辈翕然艳之” 张鼐写的《读卓吾老子书述》中说“卓吾死而其书重，卓吾之书重，而真书、赝书并传于天下。天下具眼者少，故真书不能穷其意，而赝书读之，遂足以祸人” 而李贽生前最好的朋友，曾经考中过状元，又担任过太子老师的焦竑写的《李氏续焚书序》中也说“先生书既尽行，假托者众，识者病之” 这种异端思想家著作流行畅销的到“假托者众”，恐怕现在的中国都难以想象吧！而当时的西方还在上演火焚布鲁诺，迫害伽利略的专制悲剧。可以说就思想自由而言，中国文化是远远走在西方的前面。

再说对皇帝以及政府的态度而论，明代的知识分子也没有把自己当成是皇帝的仆从奴才，相反非常注意自己人格的独立，思想的独立。朱元璋时期就有这样的记载，钱唐给朱元璋讲课，坚决不下跪“唐为人强直。尝诏讲《虞书》，唐陛立而讲。或纠唐草野不知君臣礼，唐正色曰：‘以古圣帝之道陈于陛下，不跪不为倨。’”

还有周观政。《明史》（卷139）载：“观政亦山阴人。以荐授九江教授，擢监察御史。尝监奉天门。有中使将女乐入，观政止之。中使曰：“有命”，观政执不听。中使愠而入，顷之出报曰：“御史且休，女乐已罢不用。”观政又拒曰：“必面奉诏。”已而帝亲出宫，谓之曰：“宫中音乐废缺，欲使内家肄习耳。朕已悔之，御史言是也。”左右无不惊异者。观政累官江西按察使。”

山阴人周观政，明朝洪武年间授九江教授，后擢监察御史，把守奉天门。奉天门是皇帝进出的专用通道，门禁森严。有一天，明太祖在宫中办完事后想休息放松一下，便让中使到外边把女乐队叫进来演奏几曲。中使奉命把女乐队找来，在准备经过奉天门的时候却被周观政赶来拦下。中使见状连忙解释道：“是皇上让她们来的。”但周观政仍坚持不让进。中使于是生气地入宫禀报，过了一会儿出来说：“御史大人请回，女乐队已经罢免不用了。”没想到又遭周观政拒绝，他说：“作为监察御史，这件事我必须得到皇上的当面解释和保证。”最后明太祖亲自出来对周观政解释道：“因为宫中音乐缺乏，我希望内宫人能够学习。现在我已经悔过，你所言极是。”左右见状无不惊讶。之后周观政官至江西按察使。

明朝的知识分子们不是把自己定位在皇帝的臣妾与奴才的角色，而是把自己定位在皇帝的老师上，如王阳明的弟子、心学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说：“大丈夫存不忍人之心，而以天地万物依于己，故出则必为帝者师，处则必为天下万世师。出不为帝者师，失其本矣；处不为天下万世师，遗其末矣。”他明确反对那种卑躬屈膝的妾妇之道：“若以道从人，妾妇之道也。己不能尊信，又岂能使彼尊信哉！”、“不待其尊信，而衔玉以求售，则为人役，是在我者不能自为主宰矣，其道何由得行哉？”

更有甚者，一些明代知识分子干脆把皇帝，把政府抛在一边，完全否定出去作官的必要性，而是主张用自己的学说与行为直接干涉影响社会。泰州派的何心隐说：“若在樊笼恋恋，纵得以展高才，不过一效忠立功耿介之官而已，于大道何补？直须出身以主大道，如孔孟复生于世，身虽不与朝政，自无有不正矣。”

即便明代的官员，也远非现在一些人想象的那样只是皇帝的仆从。恰恰相反，按照明朝的制度，皇帝的旨意，内阁首相可以驳回，即便内阁通过了皇帝的旨意，下面的给事中还可以驳 回。

明代官员经常上书指责甚至痛骂皇帝，而即便因此受到惩罚，最终的社会舆论也会把骂皇帝的官员当成英雄，也就是在明代，皇帝乃至政府根本无法控制舆论。相反那些迎合皇帝意愿的人，被说成是谄谀小人，往往被丑化的体无完肤。

明代政府政务相当公开透明，官员的上疏，皇帝的批示，文件往来，经常被印刷出版，天下人都能对此评头论足。明人于慎行《谷山笔塵》卷十一有一则记载：“ 南宋时元兵南下，诏中外不许传播边事。此虽末世之政，然于军国机密，亦不可不知也。近日都下邸报有留中未下先已发抄者，边塞机宜有未经奏闻先已有传者，乃至公卿往来，权贵交际，各边都府日有报帖，此所当禁也。幸而君上起居，中朝政体，明如悬象，原无可掩。设有造膝附耳之谋，不可使暴于众，居然传播是何政体。又如外夷情形，边方警急，传闻过当，动摇人心，误事大矣。报房贾儿博锱铢之利，不顾缓急。当事大臣，利害所关，何不力禁？”

也就是奏疏，皇帝没有批示就已经广为传抄；边塞军事消息没有奏闻就已经散播；“公卿往来，权贵交际”的情况，每天都有邸报上的报道。而报房的商人为了谋取利益，不顾事情缓急，就贩卖传播邸报上的各种消息。有些人以为明代中国没有现在这样为商业利益而贩卖的报纸，从这则记载来看，分明是错误，所谓报房贾儿博锱铢之利，也就是商人纯粹为了经济利益而出版贩卖报纸的。

关于明代政务的透明化，《利玛窦中国札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的第37页有这样的记载：“所有这些呈送皇上的书面文件和对它们的答复，都要复制很多份。这样，在朝廷所发生的事情就迅速传到全国每个角落。这种文件也编辑成书，如果其内容被认为值得流传给后代，就载入本朝的编年史。”

这样的公开化、透明化，等于是把皇帝的一举一动，政府的一举一动都置于光天化日之下，接受舆论监督。皇帝和少数高级官员很难通过隐藏某些事实，来达到操纵控制舆论的目的。这同样让明代的舆论具有非常大的独立性，这种程度甚至是现代大部分所谓民主国家都不具备的。现代一般政府的文件，政府内部对各种政策的讨论争议，决策、经过、内幕很多是作为国家机密来对待，需要至少几十年才可能解密，才被普通公众，普通的学者知识分子看到。而在明代，基本上政府对任何政策的讨论都无机密可言，任何决策过程、争吵过程都暴露在大众面前，以至连军国大事各种信息都可以因为“报房贾儿博锱铢之利，不顾缓急“公开传播。这也难怪于慎行在《谷山笔塵》中要埋怨当事大臣为什么不力禁？

那么是不是明代就没有人试图在非军事机密的领域内上密折，也就是只给皇帝看，不公开的奏疏呢？有的。但是只要这样的人一出现，马上就会受到言官的弹劾，皇帝也只能表示同意弹劾。崇祯长编里就有这么一个记载，当时有个官员密封言事。结果工科给事中李清就上疏说“臣谓自今而后，除行间密封，一概禁止。‘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无私’，愿皇上提此二语为中外规。而凡我臣民，亦宜涤心剖肝，各以忠告为明告。”

崇祯是如何批示的，“帝是其言‘事关兵机，间用密奏，原属权宜，其余章疏，当明白入告，不得辄用密封，所司严饬’” 也就是崇祯帝同意他的观点，并且说，事关军事机密，秘密奏报原本就是权宜之计，而其他的奏疏应该明白公开的上报，不能用密封，对这一点有关部门应该严厉告诫。

此外明朝平民可以罢工罢市，读书人可以游行抗议（甚至政府官员都会聚集起来游行抗议），地方官员被读书秀才联合起来游行抗议，最终被赶下台的例子也不少。可以说明代人对政治的参与度，对政府措施的干预程度，远大于现在的中国。

从明代思想和政治的事实来看，僵化专制同样并不是中国文化的传统带来的结果，而是另有原因。（标题为本站所拟，原标题为《程朱理学真相》）

[1] 沈定平 《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 : 明代:调适与会通》，商务印书馆 2001，第629页

[2]李申《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60页

[3]李申《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910-911页

[4] 张学智《对泰州学派的研究亟待加强》，见《“晚明社会与文化变迁研究”笔谈》《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春之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