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俩人在房间的黑暗中睁大眼睛，却相互没有觉察。一辆过路汽车的远光灯，一下子给他们照亮了彼此的看法。他们对相互之间挨得这么近，被完全惊醒而感到目瞪口呆。他们来不及闭上眼睛，装出睡着的样子。

如同被过路的车灯照亮，在让·波德里亚的论著里，我一下子看到上面那段文字。同时被照亮的还有这段话中蕴含的、我们一直讨论的高雅和低俗的现实处境：第一，高雅和低俗，彼此都在同一房屋的黑暗中；第二，高雅和低俗，彼此都在心照不宣地装睡。表面上，它们或者相安无事，或者水火不容。不过，二者都在一个房间，却是不争的事实。

艺术之高雅，不在于立个牌坊，比如和所谓堕落于江湖的“低俗”划个杠杠，而在于自身灵魂的觉醒——反躬自问。这一灵魂自我叩问的方式就是“旷野呼告”。

“旷野呼告”的意象来自《圣经》。说的是希伯来先知向来自荒漠的犹太人发出号召：削山填壑，为上帝开出一条路来。但犹太人没有听从先知召唤。于是，先知的呼告成为旷野无人理睬的呼告。舍斯托夫借此意象展开想象。在他看来，旷野上无人理睬的呼告，正是灵魂的呼告。也正是这种呼告（不是思辨哲学），为人们开辟了走向真理，走向担负人间苦难的道路。

由此，刘再复、林岗两位学者在《罪与文学》中指出,中国文学缺乏的正是“旷野呼告”，而不是“乡村情怀”。而艺术的低俗，是否也因为缺少“旷野呼告”？

很明显，先有灵魂的呼告，后有灵魂的深度。由于缺少源自灵魂深层的叩问，所有发自高雅或自以为高雅阵营的种种呼告，比如指责中国画坛江湖化、低俗化的种种论调，顶多是基于世道人心层面的文化关怀以及发言者个人的文化情怀，而不是“旷野呼告”。这种情怀式的关怀论调，根本不能触动他们视为寇仇的“江湖”。因为，换个环境，他们对于“江湖”本身的指责，也是另一种“江湖”。不同的只是门派，手段，而非灵魂。因此，当看到我所尊重的批评家李小山、陈履生等在媒体上批评中国画坛的江湖化、低俗化时，我有些不以为然。因为我们都在房间的黑暗中。此时，重要的不是睁大眼睛，而是叩问灵魂。

江湖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大宗师》：“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如此高尚情怀，在其诞生之初，就已挣脱了“房间的黑暗”——相濡以沫。依据如此定义，艺术家的情怀中，如果多一些江湖情怀，也似乎更多艺术创新的可能。当我们谈论李白的伟大时，不是因为他在儒道释的文化维度上积学深厚，而是因为他的文化结构中，多了侠的江湖成分。“自称臣是酒中仙，天子呼来不上船”所抵达的艺术高度，也不是八大山人“墨点无多泪点多”可望其项背的。这也是我在艺术层级上，认为李白的“笑傲”要高于八大山人“孤傲”的缘由所在。 其实，每个人的心中都有江湖。江湖本身并不低俗，低俗的只是我们对于江湖的评价。

当然，艺术圈中江湖化作品或艺术风格，也有一个大家心知肚明的标准：刻板、程式、大红大绿、粗制滥造甚至卑鄙，等等。而如此标准一旦也某种程度出现在所谓的主流艺术家笔下时，“江湖化”成了我们最好的批评借口。事实上，如此创作现象，不是江湖，而是俄国形式主义批评主要反对的“自动化”创作模式。它以文化生产过剩的方式来昭示文化本身的崩盘。而这种崩盘又是因为审美附加值太少。当过剩的文化生产遭遇过低的审美附加值时，低俗来了。

不是不能指责低俗，而是我们自己是否已经高雅？于坚说：“通过写作来抵达一个意义、一种用途，这是一种普遍的写作……你只要把蒙在汉语词汇上的灰尘、污垢、陈词滥调擦干净就可以了。写作是为陈词滥调创造一种新的关系。”

于坚所说“新的关系”在哪里？灵魂——黑暗中被过路汽车远光灯照亮的眼睛！（《中国美术报》第59期 新闻时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