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退山）诸日以来，有网友在本论坛（汉族网）以“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让子亡子不得不亡”、“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等言论来证明儒家政治思想的专制、独裁和变态。这些句子有些出自儒家典籍，如“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有些出自百姓的大白话，如“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让子亡子不得不亡”、“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对于从儒家典籍里面摘录出来的只言片语，这位网友仅从字面上去做孤立的理解，从而得出儒家主张“刑法不得施用于官僚和文人士大夫，对老百姓不必以礼相待”和“脑力劳动者是统治和剥削人民的人，老百姓天生就是要给统治者剥削的”这样的结论。至于那些百姓的大白话就更是这类网友整天挂在嘴边、津津乐道的儒家“变态”和专制思想的铁证了！

这不仅让人疑惑，有着数千年文化积淀的华夏，出过无数思想家的中国，难道就只有这点哲学和政治理论水准吗？让我们先从“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开始说起吧！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中国先秦儒家的一种社会理想，强调的是一种有序的社会秩序，而不是要老百姓对统治者逆来顺受。儒家政治思想的主旨是“仁”、“礼”、和“德治”。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已经明确序列了“民”、“社稷（国家）”、“君”三者的先后顺序。荀子说：“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更明确了人民拥有反抗暴政的权力！先秦儒家政治思想好似一部中国政治的总宪法，在此后的两千余年时间里，中国的政治体制逐渐演进为落实这一政治思想的三公九卿制和三省六部制。

早在上古三代，中央政府即设三公九卿。秦变周法，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为三公。天下之事皆决于丞相府，又设太尉（掌管军事）和御史大夫（掌邦国刑宪、典章之政令，以肃正朝列）为丞相副手。秦代三公九卿制的基本构架一直沿用到两晋，直至隋文帝创三省六部制为止，而三省六部制无处不有着三公九卿政治构架的影子。可以说，三公九卿制是中国古代政治的基本底色，之后的三省六部制只是对它的一种制度完善。在这两个政治构架下，皇权和相权的相互制衡和博弈贯穿于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

在脱胎于三公九卿制的隋唐三省六部制政体构架下，尚书省的六部二十四司是行政工作的主要处理部门，中书省是国家最高政令的主要起草部门，而门下省则是一切行政文书和最高政令的审核部门。凡是皇帝的命令，在中书省起草成文、颁布下发之前都要经过门下省官员的审查签署。如果门下省官员不签署，皇帝的命令便无法律效力，有关机构可不遵照执行[注1]。这种政治构架下的分权和制衡理念在明代政治中也可感受到。明朝政治制度比以往历代都更完备，其中异于历代而影响最大的，当首推丞相制的废除与内阁制的设立，这是千年政治博弈中皇权对相权的彻底胜利。不过，明代皇权虽然战胜了相权，但随着内阁制的设立，皇权便又一步步陷于文官集团彀中。

明初，太祖皇帝废掉中书省、尚书省及门下省，使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但是，偌大的政务丛杂，皇帝绝不可能凡事亲裁，只得设立内阁助理。这种情况决定：一方面，内阁从一开始就是不定性的，职权并不明朗，以后事实亦表明，内阁纵然得到皇帝青睐，得到迅速发展，但始终没有法定的地位，不能正式统率六部百司；另一方面，皇帝虽然离不开内阁，但仍然顾忌内阁会演化成为事实上的丞相，于是以司礼监加以牵制，出现“外相”与“内相”并存的局面。当然，内相往往以亲近皇帝之由而更为得势。

总体而言，历代内阁首辅多是饱受儒学熏陶、文化层次较高的有识之士，具有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相反，司礼监的太监则多是文化素质低下，因种种不固定因素而得到皇帝宠幸的，其中不乏狡诈之徒，这样的人与内阁内外共事，本身就只能对阁权产生妨碍与牵制，易于出现宦官口衔天宪控制内阁的局面。宦官一再擅权正是明代政治日益黑暗乃至不可收拾的重要原因！

中国明朝的政治体制使得精英阶层空前膨胀，精英阶层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思想上的独立性都在不断加强，单个精英或精英团体与君主或皇帝的利益，与帝国的利益也越来越难以协调一致，而君主的权威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逐渐下降，以至于明朝皇帝越来越难以控制文官集团，越来越难以随心所欲。

清国政治和华夏传统政治面貌是截然不同的，有些无良学者说清国的政治体制承自于中国明朝，这纯属无稽之谈！从表面上看，清国初期沿袭了中国明制的内阁制和华夏传统的六部制（吏户礼兵刑工，但六部仅是执行部门而已，并无决策权。）但同时将清国原来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带了进来。清国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相当于我华夏上古部落时代的各部落首领会议制度。上古时期，各部落首领在部落联盟的决策上往往是联盟首领协商决策，但这和后世的人民民主制度是两回事，只是几个部落首领之间的民主而已，广大的老百姓是无权决策的，他们只是部落首领的牲畜而已。这种制度对百姓来说完全是一种军国专制制度。数千年后，华夏的先人逐渐由野蛮走向文明，这种压抑人性的、原始的政治制度早已被废弃，历经汉、唐、宋、明，逐渐发展出一整套“民贵君轻的政治伦理、相权、文官集团和在野文人社团”三者对皇权有所制约的君主政治。

清国初年虽说继承了中国明朝的内阁制，但内阁受制于满洲议政王大臣会议，只是转达表章的机构，大学士并不入阁办事。到了爱新觉罗•玄烨（康熙）时，连满洲议政王大臣会议这种王公民主制度也被大部废除，决策多由“南书房”作出。到爱新觉罗•胤禛（雍正）时干脆改成“军机处”，成为清国绝对的决策机构。至此，清国创造出人类历史上登峰造极的极端专制体制，皇帝的旨意至此成为“金口玉言”，皇帝的话就是法律，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在华夏大地上“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让子亡子不得不亡！”

军——机——处！那是个极为机密的地方，里面几个奴才跪在主子面前笔录军机事宜，然后转身将清国皇帝的旨意颁行于全国。《官场现形记》华中堂说：“多磕头，少说话，是做官的秘诀。”《官场现形记》写的多是实有人物，只是改易姓名而已，这真实反映出清国政治的专制和奴才本色！

这种严密的集权统治必然会催生出极端的思想专制，自爱新觉罗•玄烨（康熙），到爱新觉罗•胤禛（雍正），再到爱新觉罗•弘历（乾隆），文字狱对独立文人的清洗一浪高过一浪。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持续不断、无时不在的“文字狱恐怖”就像时刻悬在汉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使汉民族的心理长期处于极度恐慌和无望之中，逐渐扭曲……

至于把“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解释成“刑法不得施用于官僚和文人士大夫，对老百姓不必以礼相待”更是清国歪曲中国典籍的耳食之言！这则文字出自《孔子家语•卷七•五刑解第三十》，本意是说大夫们如果罪在五刑（墨、劓、剕、宫、大辟）范围之内，他们便要戴着用兽尾作缨的白帽以示有罪，然后手托一盘，盘内有水（喻示公平），盘上放剑（喻示法律制裁），自己入宫请君王裁决。而这时君王并不让执法官员对他们捆绑牵拉。如果他们罪以至死，君王就让其听到裁决之后面北跽而自裁，不会让执法官员对他们揪着头发执行刑杀。君王会说：“这个大夫自己犯了罪，我还是对你尽了礼。”这样做，看起来好像刑罚没有制裁大夫，但是犯了罪的大夫一样少不了他应该受到的惩罚，这也是教化的一种。至于“礼不下庶人”，也并非对老百姓不以礼相待，而是因为普通百姓忙于生计，无法全部掌握有关的礼仪，所以不能责怪他们不通礼仪。

“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本是北宋时期某地百姓因不满太守田登要其避讳“登”字而对太守的讽刺。故事大意是这样的：一年一度的元宵佳节即将来临，依惯例城里要放三天焰火、点三天花灯，府衙要提前告示让老百姓届时前来观灯。可自从太守田登上任之后，这原本简单的告示就变得特别难写。怎么写呢？用“灯”字要触犯太守；不用“灯”字意思又表达不清。想了好久，写告示的小官员只能把“灯”字改成”火”字。如此以来告示就写成了“本州照例放火三日”。待告示贴出后百姓都惊吵喧闹起来，尤其是一些外地来的客人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还真的以为官府要在城里放三天火呢！大家纷纷收拾行李争着离开这是非之地。当地的老百姓早已对田登的蛮横无理非常不满，如今见了这张告示更是气愤万分。百姓都忿忿地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是什么世道！”

这个太守田登确实可恶，但中国宋朝的百姓尚有“忿忿”的权利，试想如果此事发生在清国，文字狱恐怖下的百姓还敢“忿忿”吗？

至于“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让子亡子不得不亡”之语一直被人说成是儒学教义，成为某些人讨伐孔孟儒学、揭批宋明理学的铁证。但是有有心人查遍儒家经典和理学著作，发现并没有此话的出处。实际上这本来就是一句戏文！

那么在先秦时，人们到底如何看待君、臣、父、子之间的关系呢？

《左传•晏子不死君难》载：崔武子见棠姜而美之，遂取之。庄公通焉。崔子弑之。晏子立于崔氏之门外，其人曰：“死乎？”曰：“独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归乎？”曰：“君死安归？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将庸何归？”门启而入，枕尸股而哭，兴，三踊而出。人谓崔子：“必杀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左传》是儒家教材，儒家对于“君难”的看法是：“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就是说“国君为了社稷国家去死，死得其所，我们就应该与之共同赴难，如果是为自己的私利而死，那么大臣们又不是他的奴才，谁该去死呢？”这就是儒家对于君臣关系问题的基本态度。既然大臣不是君主私人的奴才，在中国就当然不会有“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这回事了！《孟子•万章上》说：“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按儒家的看法，在君权之上，还应该有“道”。对那些德高望重的得道贤人，君主应该恭敬如师，不能以臣子对待。可见君权并非至高无上！

“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也不是儒家教义。《孔子家语•六本》篇里记载这样一件事情：曾子犯了小过，他的父亲曾皙一怒之下用锄柄将他打昏了。曾子苏醒后向父亲赔罪，之后回房弹琴而歌，好让父亲听见，表示他挨打后没有不适。孔子闻之而怒，告门人弟子曰：“参来勿内。”曾参自以为无罪，使人请于孔子。子曰：“汝不闻乎？昔瞽瞍有子曰舜，舜之事瞽瞍，欲使之，未尝不在于侧，索而杀之，未尝可得。小棰则待过，大杖则逃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蒸蒸之孝。今参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既身死而陷父于不义，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也？杀天子之民，其罪奚若？”。

孔子的这番话翻译过来就是：“你没听说过吗？昔日瞽叟有一个儿子叫舜，舜侍奉父亲瞽叟，父亲使唤他，他总在父亲身边；父亲要杀他，却找不到他。父亲轻轻地打他，他就站在那里忍受，父亲用大棍打他，他就逃跑，因此他的父亲没有背上不义之父的罪名，而他自己也没有失去为人之子的孝心。如今曾参侍奉父亲，不顾生死等着被父亲暴打，父亲把他往死打，他也不躲避。而他如果真的被打死，就会陷父亲于不义，相比之下，哪个更为不孝？你不是天子的百姓吗？杀了天子的百姓，那罪过怎么样？”可见“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和“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并非孔子的主张。父母有服从“天下大义”的义务，对父母的错误，儿女有责任纠正。更何况父母的子女还是天子之民，非父母之私有，父亲并没有剥夺子女生命的权力！

如此可见，若把“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说成是孔子的主张，简直是对孔子的侮辱！《孝经》中曾参问孔子：“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孔子回答说：“是何言与？是何言与？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注2]”这段记载显然是说“孝”是有原则的，明确反对“愚孝”和“愚忠”，是对“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说法的不攻之击！

此外，还有一句常被歪曲引用的儒学经典，尽管这位网友未提及，本人也一并道破，那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此句出自《诗经•北山》，表达了一个小官吏对王事繁多的抱怨之情。咸丘蒙曾就这一句请教于孟子：“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孟子说：“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养，养之至也。《诗》曰：‘永言孝思，孝思维则。’此之谓也。《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齐栗，瞽瞍亦允若。’是为父不得而子也？[注3]”。

中国明代士人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也认为土地非王者私有。王夫之明确说：“若夫土则天地之固有矣。王者代兴代废，而山川不改其旧，其生百谷以养人，王者亦待养焉，无所待于王者也，而王者固不得而擅之。”至于天下和君王的关系，儒家主张的是“天下为公”，（《礼记•礼运》）这在明代君臣也是有共识的。樊玉衡曾上疏万历皇帝道：“皇上牵于皇贵妃体貌难处之故，优游隐忍，甘以宗社为戏，不知天下者非我皇上、皇贵妃之天下。”

如前所述，对于君主和臣民的关系，《孟子•尽心章句下》载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祖以时，然而早干水溢，则变置社稷。”孟子的这番话翻译过来就是：“百姓最为重要，国家其次，国君为轻。所以，得到民心的做天子，得到天子应允的做国君，得到国君应允的做大夫。国君危害到土神谷神（国家之象征），就改立国君。祭品丰盛，祭品洁净，祭扫按时举行，但仍然遭受旱灾水灾，那就改立土神谷神。”国君和社稷都可以改立更换，只有老百姓是不可更换的，可见百姓最为重要。《尚书》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注4]”；《左传•文公十三年》曰：“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注5]”

说了这么多，也许大家都有一个疑问——清国为什么要故意曲解儒家经典呢？

清国入关后，为了在中国站稳脚跟，在肉体上对汉人残酷推行“剃发易服”暴政，在精神上则一手硬一手软。硬的一手就是大兴“文字狱”，制造恐怖气氛，使汉人不敢再提华夷之辨；软的一手就是大兴“八股取士”制度，利用中国文人“学而优则仕”的抱负为诱饵，用被阉割篡改了的所谓“儒家伦理”来奴化汉族文人的思想，使他们心甘情愿做清国奴，并“教育”自己的同胞一起来做清国奴！

清国魁首爱新觉罗•玄烨自称：“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一副大权在握，唯我欲为的嘴脸！他在《东华录》中叫嚣：“朕惟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嘴脸之狂妄，令人切齿！他肆意曲解中国儒家经典，目的就是要给全体汉人的大脑重装一套系统，使之变为任“上等”满人奴役的奴隶。此后华夏文明逐渐被颠覆！至爱新觉罗•弘历（乾隆）的时候干脆来个“编撰”《四库全书》，中华典籍烧的烧、改的改，而记载华夏真精神的只言片语犹如清国文化灭绝暴政的漏网之鱼，散落在破败残缺的古籍之中……（李退山于2009年首发于汉族网）

[注1]隋唐三省六部制下，尚书都省的六部二十四司是行政工作的主要处理部门，中书省是国家最高政令制作的主要部门，而对行政文书与最高政令的审核权则在门下省，如无门下省的审核认可，将无法实现政令的发布与行政工作的执行。因而，门下省凭借着这种特殊地位成为唐初三省六部行政中的最关键一环。

武德九年，唐太宗虽未改年号但已即位，当时“上遣使点兵，封德彝奏：‘中男虽未十八，其躯干壮大者，亦可并点。’上从之。敕出，魏徵固执以为不可，不肯署敕，至于数四。上怒，召而让之曰：‘中男壮大者，乃奸民诈妄以避征役，取之何害，而卿固执至此！’对曰：‘夫兵在御之得其道，不在众多。陛下取其壮健，以道御之，足以无敌于天下，何必多取细弱以增虚数乎！……至于点兵，独疑其诈，岂所谓以诚信为治乎！’乃不点中男，赐徵金瓮一。”按规定，本来是年满十八岁的丁男国家才可以征调的，唐太宗听从封徳彝的建议，未满十八岁的中男也要征调。敕旨发到门下省，魏徵时任门下省给事中，坚决不同意，不肯署敕，最终打消了唐太宗征发中男的想法。魏徵数次违背唐太宗命令，固然与其“以谏诤为心”的信念有关，但他能够拥有封还皇帝制敕的权力，则得益于唐代在中央政治制度设计中的权力制衡和程序正义对皇权的约束。

门下省官员在有关国家政务的公文书上下过程中所拥有的审查和把关的职权，称为“封驳”。凡是皇帝的命令（实际上也就是最高决策），在中书省起草成文后，颁布下发之前，要经过门下省官员的审查签署。从一般原则上讲，如果门下省官员不签署，皇帝的命令无法律效力，有关机构可以不遵照执行。

在武则天临朝称制时期，中书省、门下省改称凤阁、鸾台。武则天曾经未经两省的起草、审核而发布了一道敕书，对当时的宰相刘祎之进行刑事调查。当负责调查审问的人出示这道敕书要抓捕刘祎之下狱时，他说：“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武则天得知后大怒，以刘祎之对颁布皇帝诏令的官员进行违抗的罪名，将他在家中赐死。尽管如此，刘祎之的言论中，反映出唐代官员的一个基本观点，那就是不经过中书省、门下省签署的皇帝诏命，不是真正具有效力的制敕文书，违反了程序正义，不能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政策或决议。

唐后期仍有许多给事中“封还敕书”的记载，这种制度一直沿用至宋朝。在宋朝有所谓“给、舍封驳”，除了给事中之外，负责起草诏令的中书舍人也有封还之权，甚至可以拒绝草诏。而明代六科给事中，则是由封驳之职演化而来的、相对独立于行政体制之外的、对最高决策和国家政务进行议论和监督的监察系统。其制度设计精神与唐代“封驳”之制是一脉相承的。“封驳”作为一种制度，目的之一是实现对决策的纠错，使决策符合法令规定。而整个公文运作程序，除了纠错功能之外，还包含着尽可能将皇权纳入制度规范之内的努力。通过制度设计当中的程序正义实现对皇权的限制，使最高决策尽量符合公道和众议，减少皇帝的个人色彩。（《学习时报》2015年05月11日赵璐璐《唐代的权力制衡》）

[注2]曾参问孔子：“请问儿子听从父亲的命令可以算作孝顺吗？” 孔子说：“这是什么话？这是什么话！以前天子有七个议政官员，虽然天子不能掌握治理天下的法则，但是他还不会失去天下。诸侯有五个议政的官员，虽然他不能掌握治理邦国的法则，但是他还不至于失去他的国家。士大夫有三个议政的官员，虽然他不能掌握治理封地的法则，但是他还不会失去他的封地。一个君子拥有了会批评他的朋友，那么他一身都不会远离美好的名誉。做父母的拥有会和自己争论的子女，那么做父母的就不会陷入不符合义理的错误。所以当面对不符合义理的事情的时候，做子女的就不能不和父母亲争论，做臣子的就不能不和君王争论。所以当面对不仁不义的事情的时候，应当要和父母亲争论，一味的顺从父母亲的意思，使得父母亲陷入了不仁不义的错误之中，这样又岂能够称作孝顺？“

[注3]咸丘蒙请教孟子说：“舜不以尧为臣，这事我已经受教了。《诗经》说过：‘普天之下，无不是天子的土地；四境之内，无不是天子的臣民。’舜既做了天子，请问瞽瞍却不是臣民，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回答说：“《北山》这首诗，不是你说的那个意思，而是说作者勤劳国事以致不能够奉养父母。他说：‘这些事没一件不是天子之事啊，为什么就我一人这么辛劳呢？’所以解说诗的人，不要拘于字面而误解词句，也不要拘于词句而误解原意。用自己切身的体会去推测作者的本意，这就对了。假如拘于词句，那《云汉》诗说过，‘周朝剩余的百姓，没有一个存留’。相信了这一句话，便是周朝没有留下一个人了。孝子行为的极致，没有什么超过尊敬双亲的；尊敬双亲的极致，没有什么超过以天下来奉养父母的。瞽瞍做了天子的父亲，可说是尊贵到极致了；舜以天下来奉养他，可说是奉养的极致了。

《诗经》又说：‘永远地讲究孝道，孝道便是准则。’也正是这个意思。《书经》又说：‘舜小心恭敬来见瞽瞍，战战兢兢的样子，瞽瞍于是也真的恭顺了。’这难道是‘父亲不能够把他当儿子’吗？”

[注4]“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老百姓才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了，国家也就安宁了。

[注5]“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译为“上天生育了百姓，并为他们确立君主，就是为了让他们获得利益。”这是春秋战国时期邾国国君邾文公的话。邾文公以德政著称。晋文公十三年，邾文公想迁都到绎得，史官占卜后说：“这对百姓有利而对国君不利".邾文公说：“如果对百姓有利，也就是我的利益。民众得到了利益，我也肯定在其中.”左右侍臣不太理解，说：“不迁都君主可以延长寿命，你为什么要迁都呢？”邾文公慷慨地说：“命在养民。死之短长，时也。民苟利矣，迁也。”其意是说：君主生存就在于养育百姓.苑的或迟或早，只是时间向题。只要对百姓有利，就决定迁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