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是近代中国思想史上一个重要人物，他的诸多主张不仅对他所处的时代，而且对当代中国都持续发生着效用！有人说梁启超是一个思想家，但实际上，梁的诸多思想，比如他所主张的诸多变法内容、及流亡日本和旅欧之后倡导的西方政治理念，充其量是“传话筒”的角色，本身并无多少独立见解。旅欧之后，虽然梁启超对“旧学”有重新审视，但却又跌入“伪中华”的深渊。

梁氏的思想不乏混沌的一面。作为满清殖民教育体制中走出来的文人，其思想深处的那根“辫子”伴随着他的一生。身为汉人，他的中国观是混沌不清的，这最终决定了其混乱的政治立场和是非观。基于自身认识上的局限，他必然难以厘清经清国阉割改造过的“满清伪中华”和“传统真中华”的本质区别，而将清国落后的根源锁定在其不辨真伪的、混沌的中华概念上，成为日后日益激进的五四学人否定一切和文革打到一切的思想之肇。以亲满保皇为特征的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亡命日本，广泛接触到西方政治学说。此时他大力倡导西方政治，反对帝制，但殊不知共和也好，帝制也罢，都只是一种理国方式，帝制自有其缺陷，但共和也并非万能！梁氏唯共和马首是瞻的思想自有“为共和而共和”的一面。而他基于“混沌中国观”而发明的——“中华民族”论是迄今为止仍影响巨大的学说，对中国的统一和稳定可谓遗患无穷！

梁启超生于1873年，卒于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别号沧江，又号饮冰室主人。他著述1400多万字，是影响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人物之一，其学驳杂，其文炫惑。严复称：“任公妙才，下笔不能自休，其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梁启超评说自己的文章：“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胡适曾讲：“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黄，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指辛亥革命）”那个时代的很多青年学子都受到过梁启超文风和学术的影响。梁氏一生著述甚巨，不过，梁漱溟称：“梁启超学术上的成就量胜于质，其参与政治失败多于成功。”可谓一语中的！

清国末年，历经满洲近300年殖民奴役的汉民族（中国）危难深重。此时的清廷已病入膏肓，在西洋和东洋新殖民者纷至沓来的轮番进攻下，无一丝生气。在如何维护僭祚，继续殖民中国的问题上，清国只能选择与列强妥协，极不情愿地让出一部分殖民权力，以取得清洋共治的局面。

日清甲午战争后，清国这个老牌殖民帝国更面临被新殖民列强瓜分的困境，被清国奴役多年的汉民族将不得不面临更严重的多重殖民压迫。在此危机之下，广东出现了两种主张变革的力量：其一是由孙中山领导，主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汉民族复国革命及民主运动；其二便是由康有为、梁启超领导，主张继续维护满清政权的亲满保皇改良运动。 梁启超《三十自述》记述了自己成长的历史，特别讲到拜康有为为师对自己的影响。他说，自己自幼好读书，祖父让他读《史记》、《纲鉴易知录》。其父慈而严，督课之外，使之劳作，常训之曰：“汝自视乃如常儿乎？”他发愤读书，考取了秀才、举人。但他并不以此自满，得知康有为在广东省城长兴里之万木草堂讲学，便去听讲求教。而当时康有为还只是一名秀才。举人向秀才学习，这在当时成为一段佳话。梁启超这样记述自己当时的心情：“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

显然，因为时代的局限，梁启超并没有意识到康有为所批判的旧学实际上是经过满清动过手脚的伪学和伪传统。康有为对于旧学的批判，仿佛当头棒喝，使他深刻地审视、剖析自己的弱点，继而成为康有为的忠实信徒。他积极参加康有为组织的“公车上书”变法请愿活动，是康有为所设立的“强学会”中的积极分子。应该说，这一时期梁是康弟子中最有力的人物，也最为康有为所器重。

其时，黄遵宪、汪康年、麦孟华、徐勤等在上海创建《时务报》，梁启超担任主笔。《时务报》每期刊印两千至四千份，以宣传维新变法思想为主旨，刊登京城及外省新闻以及英、日、法报纸、杂志的译文，特别侧重选译有关中国局势的文章，吸引读者警惕列强瓜分清国的威胁。该刊也刊登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汪康年等人呼吁实行变法的文章，介绍君主立宪政体的原则，呼吁在满清帝国的国家机构中实行民主化改革，吸收民族实业家、地绅等代表人士参加管理。更有许多文章提出：在十年之内恢复已丧失的主权和领土，取消领事裁判权，使清国成为独立的国家等。虽然康、梁所鼓吹的维新变法的目的是实行君主立宪，但其言论却远远超出了君主立宪的范围。

此时，梁启超声名鹊起，康、梁并称，而梁启超思想内涵的进一步丰富，除了康有为的影响外，还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原因：一是严复翻译的赫胥黎《天演论》的影响；二是他曾任西方传教士李提摩太的秘书，进而对西方改革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其时，维新变法已成时尚。湖南因谭嗣同、唐才常等人的倡导，得到巡抚陈宝箴父子及署理臬司黄遵宪、学使徐仁铸的同心协力，倡立了南学会、时务学堂和《湘学报》。根据《东华续录》记载，时务学堂“延聘学兼中西、品端识卓之举人梁启超、候选州判李维格为中学、西学总教习”。他们译书、撰文，激励士民爱国之心，培育许多实用之才。自立军领袖唐才常、林圭等庚子六君子，及著名爱国将领蔡锷等都是梁启超的学生。

1898年4月，康有为同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了由亲满维新人士和帝党官员组成的保国会，在他们的积极推动下，清国魁首光绪于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但陆续颁布的一系列谕令新政为清国顽固殖民势力所不容，慈禧在光绪宣布变法的第五天，就迫使其连下三谕，控制了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区的军政大权。9月21日慈禧发难，历时103天的变法失败，光绪被囚，参与变法的六人遇难。

此前，康、梁仓皇出逃，日本驻清公使林权助同意梁启超到使馆避难。为了设法帮助他离开清国，林权助组织了以日本人为主的猎人小分队，将梁启超夹在其中，并在日本驻天津领事馆领事郑永昌的协助下，一行人从北京正阳门火车站坐火车至天津。当他们的行踪在天津火车站台被发现后，梁启超马上被转移到海河上的一艘日本帆船并驶向塘沽，登上日本大岛号军舰。26日后，日本军舰起航东去。

此时梁启超赋诗一首，名为《去国行》：“呜呼济艰乏才兮，儒冠容容。佞头不斩兮，侠剑无功。君恩友仇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面对戊戌六君子的喋血街头，再看看自己一路亡命的狼狈，梁氏的惊心怛忉、悲愤遗憾之情可见一斑。

梁启超的《去国行》是在日本的庇护下所作的，完全没有任何言辞之虞，是一种真情实感的流露，因此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这首诗说自己亡命出逃为“儒冠容容”，自矜为“儒”，可见其并未认识到清儒和华夏儒学的区别；而“君恩友仇两未报”和“割慈忍泪出国门”两句，称光绪为“君”，称辞别光绪为“割慈”，则更清楚体现了梁氏思想中抽取了“华夷之辨”内核的混沌中国观。可见，梁启超虽历此劫难，但其满清伪儒的思想束缚并未解除，注定其无法找到戊戌变法失败的真正原因——正是因为满、汉之间不可调和的天然矛盾，由满洲主子主持、汉人奴才操作的戊戌变法（包括之前的洋务运动）命中注定不会成功。

清国末年，在欧美和日本新殖民势力咄咄逼人的进攻下，清国政府变法维新的目的是要增强其抵御新殖民势力分羹于中国的力量，维护其一直以来在中国的独霸权，而并非出于对中国国家利益（中国即汉，中国国家利益即汉民族利益。）的考虑。可见，戊戌变法的主持者和执行者在目标和利益上是不重合的，这必然导致变法的流产。反观日本的明治维新，其变法的主持者和执行者在目标和利益上是完全一致的，因而可以一鸣冲天。关于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实际上清国殖民当局在政变之后就已经相当明确地指出了。戊戌政变后清廷所宣布的康党的一条罪状说：“又闻该党建立保国会，保中国不保大清，殊堪发指。”其中“保中国不保大清”一语已经明确区分了“中国”和“清国”之别，已经说透了戊戌变法失败的真正原因。但事后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极力否认其犯有该项罪状，足见其思想的鄙陋。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向西方学习，欧美革命思想的书籍和历史名著在日本大为流行，如《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史》、《民约论》、《万法精理》等。梁启超在日本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洋知识，对其思想冲击很大。在日期间，梁启超创办了七八种报纸，最著名的就是《清议报》《新民丛报》和《新小说》。虽然他这时公开批评满清政府，要求废除专制，但因清国文字狱和八股取士制度对汉民族的长期麻痹，梁启超和同时代的很多人一样，并未在思想深处认识到中、清之别，因而也不可能意识到满清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阉割、对中国正常发展趋势的毁灭性遏制才是造成入主中国的清国在近代落后于西方的真正原因，因而逐渐把救亡图存的希望寄托在西方政治理论中。为此，他介绍了大量西方变法改革的经验，并第一个把德国学者伯伦知理（J·K·Bluntschli）的国家学说介绍到清国。

这期间他还曾到美国考察半年，广增见闻，也曾和孙中山合作，但当时亲满立宪和反满革命已成为水火不容的两大阵营，后来梁、孙分道扬镳，根本原因就是梁启超一直认为光绪是位开明的“皇帝”，坚持维护清国对中国的统治，仅主张君主立宪，进行政治改良。可见，这期间梁氏虽然接触了大量西方民主政治学说，但并未同时涉猎西方近代民族理论，他头脑中固有的亲满思想和混沌的中国观还继续存在，并一直伴随他的一生！

1907年，梁启超和蒋智由、陈景仁等在东京组织政闻社，并发表宣言，提出四大纲领：一、实行国会制度；二、厘定法律；三、确立地方自治；四、慎重外交，保持对等。这是他们要实现的新的国家形态的梦想。政闻社的许多成员后来回到清国，在各省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为辛亥革命的成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对西学的广泛接触让梁启超对西方民权、民主、科学、自由的说学越来越痴迷。东渡一年后，他谈及自己的感受道：“亚洲大陆有一士，自名任公其姓梁，尽瘁国事不得志，断发胡服走扶桑。扶桑之居读书尚友既一载，耳目神气颇发皇。少年悬弧四方志，未敢久恋蓬莱乡，逝将适彼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问政求学观其光。”在这段话中，梁氏称自己旅居日本期间剪辫蓄发、穿上西服洋装为“断发胡服”，足见其并未意识到之前所着的清国服饰本身就是胡服。从而清清楚楚表明，由于其身份定位的错误，梁氏在亡命日本一年之后，在广泛接触到西洋政治理论之后，对华夷之辨和中清之别依然没有任何认识。那就更别指望他会意识到华夷之辨这道捍卫华夏道统和精神世界的防线的重要性了！

梁启超将清国和日本作比较：“日本明治维新40年，驱逐外力完全自强，仅20年间政治开明、科学进步、言论自由；而中国（梁启超口中的“中国”实乃清国。下同。）是个老大的民族，守旧精神特别久长，数千年来的封建主义影响实在太深，进行社会变革并非易事。”很显然，由于梁启超混沌的民族观所导致的是非不明，长期制约着他的思想，决定着他的高度！他一直没有意识到清国入主中原对中国的正常发展所造成的毁灭性影响，他将经满清殖民改造过的伪中华、伪传统等同于中华传统，从而将清国的落后归根于中华传统。他在《新民丛报》上讲：“夫我既受数千年之积痼，一切事物，无大无小，无上无下，而无不与时势相反，于此而欲易其不适者以底于适，非从根柢处掀翻之，廓清而辞辟之，乌乎可哉！乌乎可哉！此所以Revolution之事业（梁启超注：即日人所谓革命，今我所谓变革），为今日救中国独一无二之法门。不由此道而欲以图存，欲以图强，是磨砖作镜，炊沙为饭之类也。”目睹清国之现状，他的忧患意识喷发出来：“今天下之可忧者，莫中国若；天下之可爱者，亦莫中国若。吾愈益忧之，则愈益爱之；愈益爱之，则愈益忧之。”他希望全国人民都听得见他的呐喊，都像他一样，参加到救“国”的大业中来。

在梁氏对近、当代中国产生深远影响的诸多思想中，若数之最者，非流亡日本前后提出的“中华民族”论莫属！作为梁氏代表满清遗留给当代的重要政治遗产，大锅焖炖的所谓“中华民族”思想已成为诸胡席卷重来的重要伏笔！已成为浴火重生的汉民族肃清妖氛、固本清源的绊脚石！已成为制约中国崛起的强大桎梏！它像一条无形的辫子束缚着汉人的思维，蒙蔽着汉人的眼睛，分化着汉人的力量！

作为一个以塞外游牧体系取代中华体系而建立的军事殖民帝国，胡清对中国的血腥占领本质上是中华文明体系的崩塌和灭亡，是仁义的充塞，文明的践踏、置换和变异！自此，中华不复，天下不存！也正因此，自1644年满洲入关以来，中国流亡士人知不可为而为，不断拥立明朝宗室抗击侵略，希冀救黎民于水火，扶华夏于既倒。前赴后继，死而后已！在此期间，清国征服者把不肯屈从于游牧习俗而剃发易服的汉族官绅百姓视为“逆命之寇”，一律处斩，将文明更易的发肤之痛与心灵创伤直接加之于每个人的身心之上，造成了尖锐的汉、满对立。同时，满洲在征服蒙古、新疆、西藏、西南等少数民族地区时也相当残暴，以漠西蒙古准格尔部为例，满清帝国不惜将这支不服从的部族斩尽杀绝，使这支蒙古仅在其羁留地留下“准格尔盆地”这个空旷的名词。

残暴的屠杀政策下，人心向背可想而知！为了维护其征服僭主的地位，满清帝国通过施展政治权术将汉、蒙、维、藏等各实力民族玩弄于股掌之上，使其相互牵制，不足以对其殖民统治构成威胁。为此，清帝国严格限制被征服各族之间的人口和文化交往，在以柳条边为代表的民族隔离举措下，竭力保持各族的文化差异性，事实上形成以满洲征服者为绝对主导地位的联邦制。由于汉族在文化和人口上的天然优势，将汉人与蒙、维、藏等民族隔离开来，并使边疆各族对汉族形成政治包围和心理威慑，就成为满清帝国民族隔离政策的重中之重。在这种制度下，除汉族及认同汉文明的某些西南民族以外的蒙、维、藏等族必然难以形成中国人及中华意识。

1870年以后，清帝国在一系列内忧外患下，逐渐放弃殖民政权性格，开始向正常国家过渡。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由于满清帝国民族隔离政策的长期影响，加之其对中华文明的毁灭性改造，在已经侵入东亚世界的欧洲文明面前，中华文明已不再具有吸引力。所以，直到清国灭亡，蒙、维、藏等民族也没有具备中国人及中华意识，在辛亥革命之后立即出现分裂动向。在这种情况下，梁启超提出了一个饮鸩止渴的方案：保留清帝国皇室，将其作为一种维系中原汉族与边疆各族的纽带，形成一种“虚君共和”的局面。他威胁道：如果拒绝“虚君共和”，甚至是将上述的“虚君共和”改头换面，以属于汉人的孔子后裔为“虚君”，也将招致蒙古、新疆、西藏等边疆民族出现分裂呼声。

此前，梁启超重新诠释了“中华民族”一词。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概念；次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正式提出 “中华民族”这一概念。众所周知，中华即华夏，而华夏族即是汉族的前身。所以，中华民族原指汉民族，但在梁启超老瓶装新酒的诠释下，“中华”成为中国国境线以内所有民族的泛称。从逻辑上看，梁启超“虚君共和”和“中华民族”伪概念似乎可以避免辛亥革命后满清联邦帝国的分裂。但实际上，政治博弈最终靠的是强大的组织力量。组织力量为主，道统力量为辅。况满清作为一个殖民征服帝国本身，并不具备合法性，谈何道统呢？当满清的政治组织力量瓦解后，在没有军政实力做后盾的前提下，蒙、维、藏各族未必买你“虚君共和”的账；而“中华民族”伪概念对于不同文明系统的蒙（萨满教+喇嘛教）、维（伊斯兰教）、藏（喇嘛教）民族来说，也毫无吸引力！其难以磨灭的民族意识必将在合适的时机演变为分裂的祸患；而对于经满清奴化改造过的汉民族来说，中华民族论的盛行只会起到麻痹汉民族的作用，使其对卧榻之侧的祸患熟视无睹！

先人云：“倾巢之下，不复完卵！”梁氏的书生之见增加了未来中国的不确定性，威胁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家庭和个人幸福！当今，在“中华民族”论下，当年占比98％，如今占比89%的中国主体民族——汉族成为1/56！汉族的“中华文化版权”动辄以“五十六个民族共同创造”的名义被各族堂而皇之地瓜分！而铁的事实却是：中国的核心文化是中华文化，中华文化的创始民族是汉民族！我们不能把历史上汉民族向少数民族正常的文化借鉴视为少数民族对中华文化的“共同创造”。因为，除去汉民族失去政治和文化主权的蒙元和满清殖民时代之外，中华文明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借鉴历来是以汉文化为本位的少量文化借鉴。这些不成体系的、零散的、少量异族文化元素进入中华文明体系之前均经过汉化改造，成为构成中华文明体系的某些零部件。这些零部件的存在无损于中华文明的汉族性质。可见，中华文明不仅发源于汉民族，她在历史上与外界的正常交流和发展也有赖于汉民族的主导。梁启超没有认识到解放汉民族对于中国稳固和发展的重要意义，没有意识到中国唯有彻底解放汉民族，以汉民族天然的人口、经济、文化优势借势发力，重整山河，创造性地复兴汉族文明，形成一个以汉文明为内核的大中华国家，才是解决非汉民族分离问题的根本之道！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根不固而欲木之长，源不浚而望流之远，足见梁启超思想的鄙陋！

梁启超在日本流亡十五年后回到中土，此时中国已经复国（辛亥革命复国成功），他希望能一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他先后在袁世凯和段祺瑞政府中担任司法部长和财政部长，但都不到一年就退出来。其时军阀横行，官场积弊依旧，在这样的环境下，虽然他自己也组织学会和党派，希望有所作为，但在军阀混战中，终难有为。

1915年8月14日，筹安会六君子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胡瑛、李燮和著文提倡帝制。梁启超立即意识到这是袁世凯帝制复辟的序幕。时任袁世凯参政院参政、将军府将军、全国经界局督办蔡锷秘密到津，在中国银行总裁汤觉顿家中会晤梁启超，共同商议发难，梁说：“余之责任在言论，故余必须立刻作文，堂堂正正以反对之，君则军界有大力之人也，宜深自韬晦，勿为所忌，乃可以密图匡复。”他们选择云南为首先发难之地，理由是蔡锷在辛亥革命前后是云南革命运动的掌舵人，声望高，于军界政界均有好友和拥护者。 梁启超于8月22日竟夜写成《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檄文，让汤觉顿和范旭东赴上海和北京在报刊上发表。9月1日，他还将此文呈请袁世凯阅览。9月3日此文在北京英文《京报》汉文部刊出，随后《国民公报》转载；从4日起，上海各大报刊刊登。

1915年11月17日，蔡锷由京到津，19日，以治病为名东渡日本，然后经上海（有一说经台湾）、香港、越南，于12月17日抵达昆明，联络旧友、国民党温和派和进步党人士加入进来，于22日在昆明召开独立大会。25日，云南宣告独立，组成滇黔护国军，蔡锷任总司令，兴兵讨袁。此后，梁启超也摆脱了袁世凯的监视，南下上海，为护国军起草了讨袁檄文和宣言，多次致函蔡锷。他还联络策反黔、贵、粤等省共同反袁，广东省督军龙济光佯称反袁，枪杀了前去策反的汤觉顿及其赞成反袁的部下谭学夔、王广龄、岑伯铸，此即“海珠惨案”。在这种情况下，梁启超仍期望龙济光能转变，只身入粤，以乡亲之谊诉说，也陷入险境，幸得他人相助，逃出一劫。 当此之时，反袁声势席卷全国，东南各省相继响应，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于6月6日逝世。

袁世凯去世后，1917年7月1日又出现张勋辫子兵拥立清国废酋溥仪企图复辟满清殖民帝国的闹剧，梁启超与汤化龙、林长民、刘崇佑、籍忠寅等人在饮冰室商讨反复辟事宜。梁启超起草了讨伐张勋复辟的通电。此时让梁启超想不到的是，康有为竟然署名拥护满清复辟，于是他秉笔指斥康有为。有人对此表示惊讶，梁说：“吾不能与吾师共为国家罪人也。”

康、梁在清末同属亲满保皇党，但两者后来在政治取向上逐渐分道扬镳。对比康、梁在袁世凯称帝和张勋所导演的复辟闹剧前后的表现可见：康在袁世凯中华帝国帝制复辟中无甚作为，但当张勋辫子兵拥立清废酋企图复辟满洲在中国的殖民统治之时，康有为立即表示拥戴；而梁启超则前后一致，对两次帝制复辟均持批判态度。同为亲满保皇人物，相比康氏，当寄希望于满洲殖民政府的变法维新理想破灭，亡命日本接触到大量西洋学说之后，梁启超并未继续留恋清国。可见，此时的梁启超是唯“民主共和”马首是瞻的，至于是谁当家做主，只要是他想要的民主政体，都是无关紧要的事；而康氏则是典型的清国遗老。

梁启超思想上最大的跃进是1918年12月至1920年的赴欧考察。同行者一共七人，包括地质学家丁文江、军事理论家蒋百里、政治学家张君劢，及杨鼎甫、刘崇杰、徐新六。在欧洲一年多时间，梁启超在英国和法国停留时间最长，他参观了欧洲的国会、银行、商会、教堂、农村、城市，对欧洲社会进行了认真的观察，收获颇丰。在欧洲的所见所闻也引发了他新的思考。那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十分萧条。恰逢天气寒冷，烧的煤比金子还贵，人民生活十分困苦。梁启超感慨，欧洲文明源远流长，又一向以个性解放、自由、法治著称，怎么会发生世界大战这种灾难？怎么会有这样混乱的社会状况？

旅欧期间，梁启超还参加了正在法国举行的解决一战后国际问题的巴黎和会。会上，美、英、法等战胜国列强不顾中国利益，将原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交给日本，这让梁启超对西方各国大失所望。根据见闻，梁启超提出东西文化各有所长，应取长补短，认为“救知识饥荒，在西方找材料；救精神饥荒，在东方找材料”。在欧洲游历期间，他还不失时机地学习了法文、英文、拉丁文。

1912年梁启超从日本回国以后在北京待了十二天，十九次应邀参加各种应酬活动。他不适应北京的这种政治气候，感到不胜其扰，决定找个安静的地方避免嘈杂，这样可以有时间来梳理自己的思想。于是，从1915年开始，梁启超住进天津意租界（今河北区民族路46号），并将自己的房子命名为饮冰室。“饮冰”出于《庄子·人世间》：“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比喻自己内心对国家的忧虑。梁启超在这里住了将近十五年，直至去世。

晚年的梁启超致力于文化教育事业，长期在南开、清华等院校讲学。1917年梁启超应邀在南开学校演讲，当时周恩来就读于此，前去听讲并认真作了记录。周对梁仰慕已久，深感其演讲“言若金石，入人脑海”。1921年9月梁启超在南开大学演讲《大学的责任》，11月讲《市民与银行》，1922年2月在开学仪式上演讲《青年元气之培养》，7月在暑期班演讲《教育家的自家田地》……在几次公开演讲以外，他还讲中国文化史，后整理为《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演讲期间，听讲者不仅有南开学生，还来了数百天津市民。梁启超告诉学生们治学要融汇中西：“不要怕难，奋兴起来，一面发扬我国祖宗传下来的学业，一面输入欧西文化。”他对南开大学倍加称赞：“我们希望大学办得跟欧美那样好，能发扬中国固有的学术，不能不属望于私立的南开大学了。南开师生有负这种责任的义务。如是南开大学不独为中国未来私立大学之母，亦将为中国全国大学之母。”

梁启超在讲学的同时，先后著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先秦政治思想》等著作，笔耕不辍。即使在病重期间，仍继续编写《辛稼轩先生年谱》。1922年梁在南京东南大学演讲时说，中国之学术犹如矿产，宝藏极富，应用新方法来开掘，新的方法是西方来的……但不是用西方文化来替代中国的旧有文化，而是选出西方文化好的部分，补充我们的文化，造成一种新文化。 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讲：“吾侪受外来学术之影响，采彼都治学方法以理吾故物。于是乎昔人绝未注意之资料，映吾眼而忽莹；昔人认为不可理之系统，经吾手而忽整；乃至昔人不甚了解之语句，旋吾脑而忽畅。”他直陈学弊道：“吾侪每喜以欧美现代名物训释古书，甚或以欧美现代思想衡量古人。”他在《忧国与爱国》一文中告诫学界：“视欧人如蛇蝎者，惟昔为然耳。今则反是，视欧人如神明，崇之拜之，献媚之，乞怜之，若是者，比比皆然。”

综上所述，旅欧之后梁启超摈弃唯西洋马首是瞻的思想，这无遗是正确的，但不幸的是，基于其一贯的混沌中华观，梁启超此时依然没有认识到他所谓的“中国旧有的文化”并不是纯粹的中国传统，而是经历满清300年奴化阉割、并掺杂了满洲通古斯文化的“伪中华”！梁氏转而肯定“旧学”中他自认为的合理成份时，又在完全无意识的情况下跌入到伪中华的深渊之中！

梁启超以康氏入门弟子的身份进入政治学术领域，早期深受康有为思想的影响，是亲满保皇派的骨干成员；中期流亡日本，广泛接触西方政治理论之后，开始部分抛弃旧学和亲满保皇主张，唯西学和民主共和马首是瞻；后期游历欧洲之后，亲眼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社会的冲击，引发了梁启超对旧学的重新审视，开始肯定旧学中他认为的合理成分。

纵观梁启超学术生涯的始终，其思想虽然经历了两次重大转变，但其思想深处始终贯穿着一条永恒的主线，那就是因对华夷之辨的无知所导致的对中华的误读。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梁启超终其一生也没有找到一条使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正确方案。相反，他给历经清国殖民后已病入膏肓的中国开出的一剂药方——“中华民族论”却不自觉地成为把中国再次推向无底深渊的一碗毒鸩！

中国近代积贫积弱，自鸦片战争以来，近现代中国人在民族振兴的道路上不断摸索，迂回曲折，耗费了大量时间和社会资源，酿成很多不必要的民族损失！辛亥革命虽然在“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旗号下推翻了满清殖民统治，但一个政权被推倒后，这个政权长期经营的政治遗产还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存在并持续影响后来社会，而近代中国之前的满清政权又是一个统治中国时间极长、极为残酷的政权，它的政治遗产对近代乃至当代中国必然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自明末以来，这个政权在近300年时间里用尽各种手段对中国从民族性格、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殖民化改造，历经满清一代，持续不断的文字狱、八股制度及诸如编撰《四库全书》等大规模焚烧、篡改典籍的活动相互配合，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满清的这些政治流毒至今阴魂不散，成为制约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强大桎梏！

可以说，中国近代救亡图存的摸索，其背后一直站立着满清这个政治僵尸的暗影。自康有为、梁启超和五四以来的学者和权威均不同程度受到满清学术及文化的影响，一直没有正确认识到中国近代积贫积弱的真正原因！正是由于满清对中华文化的全面殖民化改造，并在“防汉制汉”基本国策和满清部族农奴政治作用下，清属中国在近代全面落后于西方。在西洋入侵之际，洋务派先认为是清属中国武器不如人；后来的康梁亲满维新派从政治和科技上找原因；再后来的五四学人认为这一切都是“中华文化”落后所为。其实，此“中华（满清异化之中华文化）”非彼“中华（正统中华）”！满清文化用中华瓶子装上满清奴才文化的酒，障眼法是十分高明的！由此开始了康、梁之后的五四学人对连同真中华在内的所有中国境内各式各样文化的猛烈攻击！四十多年后终于在万民咆哮中被全面打倒！因此，诚实地、客观地、正确地揭示满清殖民中国的真相，彻底厘清“真中华”和“伪中华”的本质区别，对于正确地认识中国及其文化衰落的历史根源，对于当代中国的自新、自强、自立和发展道路的正确抉择都具有重大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梁启超思想无疑是当代中国一个重大的历史教训！（李退山于2017年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