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时拭血，死后裹身——死字旗

在八年抗战中，300万川军出川抗战。64万多人伤亡，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冠。而在这些可歌可泣的川军战士中，有这样一位战士，带着父亲缝制的"死字旗"冲杀战场，最后他活着回到了四川。

这位战士就是王建堂。

【王建堂】

王建堂生于1912，卒于1992，四川安县人（今北川县曲山镇）。

抗战时，他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集团军（川军）第四十四军中，先后担任过排长、副官、连长、司令部参谋、副营长等职，并数次担任敢死队长。七年中，他共计参加大小战役数十次，负伤四次，多次立功授勋。更为有名的的是，他因背负"死字旗"抗日而名震天下。

什么是"死字旗"呢？原来，抗日战争时期，如火如荼的战局和节节败退的战线燃烧着镇上一帮年青人的心。四川安县的王建堂按捺不住投笔从戎以身许国的决心，在镇里镇外往返奔波，串连组合起百十个具有同样热情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大家一致请缨杀敌，意志坚决，无可动摇。百十个人一致推举王建堂为首，取名"川西北青年请缨杀敌队"，向安县（当时曲山镇归安县管辖）县长成云章提出请缨杀敌。县长大喜过望，立即将此事上报，又将这百多名热血青年接来安县，驻在大安游艺场（即现在的安县剧场），并将他们自取的队名改为"安县特征义勇队"，纳入县府的"特征"任务中。

就在王建堂要出发时，王建堂的父亲王者诚从曲山镇寄来一分包裹，请邮局转交就要出征的儿子。这分包裹首先到了县长成云章的手里，他打开一看，不禁为包裹里的内容感动得热血沸腾、热泪盈眶。包裹里是一块大白甲龀傻钠熘模斓恼行醋乓桓龆反蠖跃⒂辛Φ?死"字。

"死"字的左右两侧写着这样的几行小字：

右边，"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上尽忠。"

左边，"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永往直前，勿忘本分。"四川军管区给家里送来一道光荣匾。匾上题字"父义子忠"，上款：义民王者诚送子出征光荣，下款：四川省军管区司令赠。

【死字旗】

好一曲燕赵悲歌，壮士断臂！

背着这面死字旗，王建堂和战友们冲杀在战场上。王建堂在担任排长时，奉命带领本排人趁黑夜摸入湖南茶陵县城，向驻守县城的日军一个中队夜袭成功。尔后日军援军反攻夺城，于是团部增派一连人由王建堂指挥。双方激战一昼夜，敌军失败、伤亡过百，而我军仅负伤二人。

【现在，这面大旗早已丧失，在北川县文化馆内仅存有一面根据推测而作成的复制品。眼下，我们很难想像得出近百年前这位白发老父是在怎样壮怀激烈的豪气下书写了这面"死"字大旗，也很难想像得出老父那只饱经沧桑的手在握住斗笔时是怎样的抖动和一挥而就或是浓墨重笔！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老父在写出"死"字和"死时裹尸"的句子时，老父的胸怀是何等的气度、何等的惨痛又是何等的悲壮！总之，"死"字大旗作成了，父亲将儿子送上战场。】

由于此次战斗王建堂机智勇猛、指挥有方，长官部特授予他甲级勋章一枚。后来他在晚辈面前讲起此事时倍感荣光，并自豪地说："我当年当排长时就指挥过十二个班，比连长还关火！"。

王建堂在当连副（相当于副连长）时，分管连里一百多号人的后勤军需。一次连里发完饷，有一枚银元因有缺损而未发出，看似这枚废银元无任何用处，又舍不得丢弃，于是王建堂便将它放在上衣口袋里，闲暇时拿在手里玩弄消遣。

这天战斗又打响了，王建堂所在部队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向日军阵地冲去。战友们不停地成个成片地中弹倒下，活着的已杀红了眼，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只顾一个劲地往前冲。突然，王建堂猛地一下感到小腹右侧一阵巨痛，他第一反应便是自己肯定中弹了，但他憋着还未倒下的一口气，继续向前冲去······。

我军终于夺下了敌军阵地，取得了战斗胜利。这时他觉得刚才负伤的部位没有当初那样剧痛了，低头一看，上衣右下口袋有一个弹孔，右手伸进口袋一摸，棉衣及内衣全被打穿，一块硬邦邦的东西陷在肉里，周围有些粘糊，且还有些疼痛。他急忙喊来卫生员，解开衣服，一枚银元已被子弹打凹变形，陷在右腹表面的肉里。

若不是那枚带缺的银元挡住了子弹的冲击力，王建堂不是死便是重伤。

此后，王建堂参加过洞庭湖狙击战等多起战役，负伤多次，但是等到日本投降后，他活着回到了老家。

【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

回到老家后，王建堂从不在外面摆谈战场上的事，偶尔在家人面前提到，也只是很平淡地说说。他说他一生有五件值得炫耀的事：第一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父亲王者成向他授"死字旗"；第二是抗战期间，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给他授过两次立功勋章；第三是在他当排长时，因团长指挥失误，他打了团长一耳光，团长当时要枪毙他，后来师长、军长亲自出马说清，说他杀敌英勇，不能杀，他才死里逃生；第四是他在疗伤期间，到中国文学院学习时，和著名作家张恨水同住一床，在文学上受益匪浅；第五是他到天津参加接受日本人投降。

王建堂从军前有过一次婚姻，因为从军也就丧失了，所以没有子女。他晚年生活十分凄苦，因为是残渣余孽，世人多避之不及。

王建堂的侄子王烈军曾经提供一封《有关负责同志均鉴》，信函中说：一九四九年解放军尚未到成都时，我随本军（四四军）在成都起义，任成都城防，临时番号叫"治总"。解放军入城后，本军奉命在犀浦整顿。我于五零年自动请求返家生产，意在娶妻成家。回家后一直受到歧视。由于是起义人员，未戴帽子，但列为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每个运动便被批斗，无权获得工作，只是在批斗之余打零工、做苦工，打杂工乃至包埋死人以糊口，娶妻成家顿成泡影。这样的生活直至粉碎四人帮后。一九八年九月始被列为社会救济的孤老，每月给生活费十五元。一九八一年我被选为北川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委员，因此由政协出面向民政局提出，又承增加了五元，共二十元。到去年民政救济稍有调整，又给我加了三元。那么，我现年每月生活费只有二十三元。目前，百物飞涨，二十三元实不能维持我一个孤老的生命。县有等级，民政救济亦有规定，须（虽）本县政协及文史委员会，时时看顾，亦不过口头慰藉、叹息而已，他们一再表示无能为力。故我一再考虑，不顾羞愧，写成此信，唐突上呈贵部，希有关同志，根据党的政策，多方考虑、了解，给我一个能维持孤老一人的最低生活的出路，则泣感无陈。呈此籍叩。

可惜的是，王建堂还没有等到这封信的回答，即在悲苦中辞世。或许再等上一些日子，也许不会如此凄凉了。（搜狐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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