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就点明了赵书多法而少意。董氏所言，并非谬见，赵氏书风，大抵如此。赵书之缺失之处，正是董其昌所言的“熟”而未能“生”，而这自然成为董氏增强自信的重要落脚点。因此他直言：

赵吴兴（孟頫）大近唐人。苏长公天骨俊逸，是晋宋间规格也。学书者能辨此，方可执笔临摹，不则纸成堆，笔成冢，终落狐禅耳。[28]

吾于书似可直接赵文敏，第少生耳。而子昂之熟，又不如吾有秀润之气。惟不能多书，以此让吴兴一筹。[29]

董其昌几乎以量化的方法，来比较自己与赵孟頫的水平及各自的艺术意境，这一方面无疑抬高自己的声誉，同时我们也可窥知董其昌想为世人展现的书法面目，不仅仅是他对于习书理路的纯熟，更重要的是显示自己能在“熟”的基础上的境界超越。

然而，董其昌并非一味的贬赵，在某些方面甚至对赵亦有叹服，这从下引可以看出：

雅不喜赵吴兴书，近有老广文戴公自岭表归，装中贮吴兴小楷《内景经》一卷数千言，少一百九十字，俞紫芝补其末，绝类杨上真，乃吴兴生平神品，颇恨晚而获见。唐人诗云：“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奈之何！[30]

赵孟頫几乎成了后人观照董其昌的坐标，如钱谦益赞董书时，便不忘拈出赵，其诗有句云：“玄宰天然翰墨香，半庵博雅擅青箱。残膏剩馥依然在，约略流风近子昂。”[31]明清鼎革时，南明弘光政权又为董其昌补谥，“以风流文物，继迹承旨（赵孟頫），得谥文敏。”[32]赵董皆受谥“文敏”，似乎是隔代之因缘，若二人有知，不知各作何想？

赵董书法，皆臻神妙，实为晋宋以来帖学的两座高峰。这种神妙的共同基础，即是二人学书的久久纯熟。然由“熟”而“生”，则如禅家修持，各有境界等别。后人虽然对他们纠缠不休，然客观地说，董对赵的或抑或扬，都可暗示他的胜赵之处，而其中的关捩，即是董的“熟”而后能“生”。

清初查慎行有诗句云：“勿论热熟与生疏，闭户多时出少车。”并自注：“禅家有热熟处求生疏语。”[33]查慎行的书法也属董书馀流，虽品味难入董之堂奥，然禅味犹有所存。由是观之，查氏所言，实有所自。比照前述，此“热熟处求生疏”，用以考察董书，则不仅具“熟”的工夫，更有“生”的见地。由此也可探知董氏书法的内化之道，并可原其“字须熟后生”理论的禅悦背景。

三、平淡自然：“熟后生”的艺术化境

黄惇先生认为：董其昌所谓的“熟”可以看成是于古人书法中得到的“他神”，“生”则可看成是超越古人的“我神”，而此谓“生”，即“别开生面”之谓。[34]因此，体现在董其昌的艺术精神上，一方面是风格上的无他，另一方面则是性情上的无我。故其自负，正因有此二等境界的妙契，也成就了他基于禅悦品格的平淡和自然。正如憨山禅师云：

世情浓厚，习染纯熟。熟处难忘，故触之便发。故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若以彼易此，则生处自熟，熟处自生；生则疏，疏则远；远则澹，澹则忘。忘则不暇求脱，而自不缚矣。久之而此心泰定，则目前千态万状，视之若空华水月，阳焰冰河，本无可缚著，又何求脱耶？[35]

此言“生处自熟，熟处自生；生则疏，疏则远；远则澹，澹则忘”，即以“生”破除“熟”的习染执著，逐渐由生而疏、而远、而淡、而忘，步入一派高明透脱之境。“而自不缚”，正是生命的洒脱自然状态。是故，借“生”与“熟”的话语，也可大有助于人生意义的诠释。

儒释道之会通，成就了中国文化多元、多向和包容的特征，也催生了艺术精神的调适性格。以儒家为本体、以释道为性情，是贯穿中国艺术精神的主线。因此，中国艺术一个重要的生命质素，就是在儒家中道的主旨下，追求一种中和平淡的境界，而这境界，正是佛家所向往的本体智慧。这也正如董其昌所言：“般若种子，有生有熟。循业发见，亦繇此方。”[36]如果撇开绘画理论不谈，单从书法方面来观照，则董其昌所谓的“字须熟后生”，正是他智慧（般若）的艺术体现和心态表露，故陈继儒在为《容台集》作序时，即以“平淡自然”为其生命特质而展开论述，而这种特质也是董氏艺术风格的主要特色。陈继儒高度评价他：

温厚中有精灵，萧洒中有肃括。推之使高，如九万里垂天之云；澄之愈清，如十五夜吞江之月。渐老渐熟，渐熟渐离，渐离渐近于平淡自然，而浮华刊落矣，姿态横生矣，堂堂大人相独露矣。[37]

姑且不论陈继儒序文中的谀词，其以老、熟、离之境界提升，论及董其昌之“平淡自然，而浮华刊落”以至露“大人相”（即佛相），已诚有所自，甚副董氏之实。如陈继儒所言，董其昌的平淡风格，正是基于“熟”、“离”而升华。实际上，“离合”之关系，亦经见于禅悦话题之中。如董其昌曾以禅道论及书道云：

大慧禅师论参禅云：“譬如有人具百万赀，吾皆籍没尽，更与索债？”此语殊类书家关捩子。米元章云：“如撑急水滩船，用尽气力，不离其处。”盖书家妙在能合，神在能离。所以离者，非欧、虞、褚、薛名家伎俩，直要脱去右军老子习气，所以难耳。那吒拆骨还父，拆肉还母，若别无骨肉，说甚虚空粉碎，始露全身？晋唐以后，惟杨凝式解此窍耳！赵吴兴未梦见在。[38]

离者，别也；合者，同也。董其昌由“书家妙在能合，神在能离”，即谓境界之高层，不是能合，而是能离。董氏因此而推论杨凝式之能解其窍，而赵孟頫之未明其理。所指论的核心，正是在于是否能洞见书道之“离”，可见离合之道，正如生熟之境。而所谓“神”“妙”之论，乃合庄禅之境，是中国传统艺术品评的常用话语，神品至上，妙品次之。[39]如陆树声谓：“书画自得法，后至造微入妙，超出笔墨形似之外，意与神遇不可致思，非心手所能形容处。此正化不可为，如禅家向上转身一路，故书称墨禅，而画列神品。”[40]大意通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