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是古代中国的中心，是十一个朝代的都城，是一个北起朝鲜、南至越南，东起太平洋、西至波斯的大帝国的中心。直到后来，它的光辉才被洛阳、开封、广州和北京这样的城市所遮蔽。公元七、八世纪，在长安的巅峰时期，它是当时那个时代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也是移民最多的城市。它是“大海”，中国所有的文化潮流和经济潮流都汇入其中，它也是中国最大的市场。长安位于丝绸之路的东端，也是中国第一个国际性的城市。公元前200年，长安刚一建好，就已经成为一个旅行者的城市。西安是长安的现代化身，我对西安最持久的印象就是：成千上万的人戴着白帽子走来走去，就像朵朵白云，飘浮着，打着旋涡，流淌过街道。这个城市人口的很大一部分比例源自中亚，而白帽子就是在所有伊斯兰教文化中常见的头巾的另一种形式。这里还有规模很大的满族人、蒙古人和西藏人的团体。一本旅游手册中列出了三十八个少数民族。1990年，这个城市的人口是三百万。而六十年前则是不到二十万。西安现在仍然是一个旅行者的城市，与此相协调的，它的城市标志是一只大雁。这是这个城市最著名的旅行家玄奘的遗泽。玄奘对佛陀“世界唯心”的教义心存疑惑，为了解决这个疑问，公元629年，玄奘离开长安，动身去印度。两年后，玄奘到达印度，开始向瑜伽宗最后一批大师学习唯识的教义。十五年后，即公元645年，玄奘回到长安，唐太宗用专门欢迎得胜还朝的将军的盛典，欢迎玄奘归来。唐太宗想知道玄奘在旅途中见闻的所有事情，于是玄奘别无选择，只好满足太宗的好奇心。结果是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两人之间的一份独一无二的友谊。随着时间的推移，玄奘的记述被演绎成了《西游记》—《西游记》是中国最著名、最受人喜爱的小说之一。然而，玄奘对写小说或编撰旅游地名词典不感兴趣，他急着动手翻译从印度带回来的佛经。公元648年，太子邀请他在都城的慈恩寺建起了一个译经中心—慈恩寺是太子为了纪念他的母亲而修建的。玄奘搬进去之后不久，他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火灾或风暴有可能会毁掉他花了那么长时间收集的无价之宝—佛经。他请求太宗同意建一座塔，用来储藏佛经，太宗恩准了。后宫的嫔妃们把自己的珠宝首饰布施出来，用以支付建这座塔的费用。公元652年，它竣工了。这座塔建起来之后不久，进士们就开始在塔的高层拱廊附近签上自己的名字—从拱廊那里可以眺望四面八方的风光。这些名字排列在一起，使人们联想到雁阵，于是人们开始把这座建筑物称做“大雁塔”。公元752年，杜甫和其他人一起到那里去签名，他写了一首诗，以纪念此事。在此诗的结尾，杜甫写道：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这个名字被叫开了，从那以后，这輪塔就一直被称做大雁塔。现在它仍然在城市的东南角—方圆六十四米。但是雁群已经不见了。我所能找到的唯一的名字，都不早于两百年前：清朝的信笔涂鸦。在外面，我停住脚，去读门两侧的两块石碑，石碑上是玄奘译经的序言。这两篇序言是太宗和太子拟制、褚遂良书写的。褚遂良是中国最伟大的书法家之一。我练习书法的时候，有好几年，都是用这两篇碑文做临摹的范本。在这里看到它们，就好像遇见了一位昔日的老师。在唐朝，这座寺庙还因为牡丹而闻名。牡丹四五月份开花。现在，在大殿的下面，沿路排列着几十丛牡丹。一位和尚告诉我，花期的时候，这些牡丹仍然能吸引到很多游人—尽管寺庙的庙基已经缩小到过去的十分之一，尽管住在那里的三十位和尚看起来像一座纪念馆的管理人员。其中一位和尚告诉我，玄奘的舍利在终南山附近的另外一座寺庙里。于是我雇了一辆车和一个司机，向山里开去。路从慈恩寺北开始，我们沿着这条路向东南方向开去。一公里后，我们路过一个名叫曲江池的村庄—在古代，曲江池是长安最著名的风景名胜地。开始的时候很简单，那是在秦朝和汉朝，那时候曲江池只是一个由一眼天然泉供水的池塘，周边种满了树木花草。在此后的朝代里，这个池塘被扩浚得规模很大。公元七、八世纪期间，它变成了一条曲曲折折的水路，包括瀑布、河流和池塘等各种水文景观，东西占地两公里，南北四公里。为了保证曲江池的水源供应，人们修建了一条水渠，把水从终南山一直引到这儿来。沿岸亭台别墅林立。春天，皇室成员都到这里聚会，来观赏西岸的杏花。夏天，他们来观赏沿着东岸盛开的荷花。

一个饮酒游戏（曲水流觞）也是在这里起源的。玩这个游戏要依赖水和风的变化。游戏开头是用一壶酒放在一个木头器皿（觞）上，然后让它沿着水池漂流，一直漂到某位参加者的面前，这位参加者就得给自己斟一杯酒，在一卷准备好的条幅上匆匆题上一行诗，然后把那个木头器皿（觞）再推出去。当所有的人都醉得题不成诗，或者酒喝光了的时候，这个游戏就结束了。当水枯竭了的时候，这个游戏则永远地结束了。10世纪到过长安的旅行者们说，那些亭台楼阁已沦为废墟，曲江池已经种上了庄稼。但是记忆还存留着，人们仍然把这个地方称做长安八景之一。刚刚经过这座村庄，我们拐上一条土路。一分钟后，这条土路在一个叫寒窑的地方终止了。寒窑是一条沟，向黄土高原深处蜿蜒几百米。王宝钏就是在这里等待她丈夫的，一等就是十八年。王宝钏是唐朝一位丞相最小的女儿。这位丞相急着要给她安排一桩政治婚姻。宝钏拒绝嫁给她父亲提议的任何人，于是她被迫去爬大雁塔，向下面扔绣球。谁抓到那个绣球，她就得嫁给谁。前一天夜里，她曾经见过一位贫穷的流浪者，当她看到他的时候，就把绣球扔给了他，他抓住了它。他的名字是薛平贵。然而，宝钏的父亲拒绝承认薛平贵，把他打发走了。宝钏却不肯接受父亲的决定，于是她也被赶走了。年轻的夫妇无处安身，只好搬进一座废弃的窑洞里，这座窑洞的黄土墙上刻着“寒窑”二字。之后不久，唐朝与北方的游牧民族东胡之间爆发了战争，薛平贵从军了。很不幸，军队是由王丞相的一位女婿所领导的。他给薛平贵设了一个圈套，导致薛平贵被敌人俘虏了。尽管有人向宝钏报告了薛平贵的死讯，可是她还是继续待在寒窑里，忠贞不渝地等待丈夫的归来。十八年后，唐朝与东胡和解了，薛平贵被释放了。当他回到长安的时候，他在他们的窑洞外面发现了自己的妻子，她正在采摘一种叫荠菜的野菜—荠菜又被称做“羊倌的钱包”。薛平贵不在的这些年里，她一直靠它维生。参观了宝钏的窑洞之后，我们停在寒窑这条沟入口处的一个小食摊前，早早地吃了午饭—煮饺子。饺子馅儿是新摘的羊倌的钱包”，味道有点儿辣。我想象着，至少王宝钏没觉得它单调乏味。我们回到主路上，再次向东南进发。但是没有开多久。一分钟后，我们向右拐上一条土路，这条土路穿过长满了粟苗和谷子的田野，经过两座砖窑，向上经过凤栖原的土坡，来到胡亥长满了刺藤的小坟墓前。胡亥是秦始皇的儿子。公元前210年，秦始皇驾崩了。作为第二个皇帝，胡亥统治了三年。这三年都是按照太监赵高的意愿行事的。有一次，赵高把一头鹿带到年轻的皇帝面前，说它是一匹马。没有人敢驳斥这个太监，于是皇帝以为自己产生了幻觉。两个星期后，赵高安排了另一次“幻觉”事件，他命令士兵们装扮成强盗，“袭击”宫殿。皇帝迅速地自杀了，被另一位傀儡所取代。

毫无疑问，尽管盗墓者们做了他们该做的工作，但是胡亥的坟墓一直没有被掘开，而且也很少有游客参观。它位于一度是曲江池的那个盆地的南端。我仍然能辨认出坟墓下面的那一块高地，在那里，皇帝们在紫云楼款待进士。御宴后，进士们会沿着曲江池岸，缓步徐行到大雁塔，签上他们的名字，然后变成大雁。回到主路上，我们沿着古代黄渠的路线，继续向南行进。黄渠曾经给曲江渠供过水，将来也许会再次这样做的。胡亥墓的一位管理人员告诉我，政府已经拟定了计划，要修复曲江渠，建一座大型的公园。他说，为了这一目的，人们已经在终南山的大峪入口处修建了一座堤坝。过了胡亥墓四公里，我们又一次停下来，恰巧停在东伍村前。我们的左方杜陵原上，坟冢累累。其中的一座离路不到二百米，于是我们穿过脚踝高的粟苗地，去考察那个地方。它包括一座中心坟墓，左右两侧是两座小坟墓，还有一条丹墀，两侧排列着十二座马和官员的石雕，欢迎着来访者。它们都是用整块的花岗岩雕凿的，所有这些东西都明显处于良好状态。同样引人注目的是，这个地方被撂给当地村民管理。我拾起一片屋瓦，把它给一个农民看。他说，历史学家们曾经来过这个地方，但是，不能断定这是谁的坟墓。后来，我找到了一张老地图，上面注明这是献帝墓。献帝是汉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公元220年驾崩。从献帝墓向东走不远，有一座大得多的陵墓，它比这片平原至少要高出一百米。那个农民和那张老地图的说法是一致的，他们说这是宣帝陵—宣帝卒于公元前49年。我用望远镜浏览了一下周围的平原。到处都是坟墓。我们回到汽车里，向东南开了十五公里，来到一个集镇—引镇。从这里开始，我们脚下的路和昔日的黄渠水道都向南延伸了六公里，一直通到大峪入口处的新大坝前。过了大峪是嘉五台，从唐朝起，嘉五台就因为山峰险峻、环境清幽而在佛教徒中享有盛名。我已经跟史蒂芬一起游览过两次嘉五台了，现在我想再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