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一直赞赏鲁迅，认为他不算20世纪文学第一人，也是思想第一人。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更需要鲁迅。

有人认为胡适才是真正的思想者，才可以称得上伟大。胡适不仅聪慧，看问题特别准，而且还是终身的自由主义高士，以言践行，学以致用，人格高贵，是真正做到知行合一的思想巨人。

老航也见到网上有人对他们两位做了一番比较：

鲁迅只找人性的毛病，从不找制度的毛病。胡适只找制度的毛病，从不找人性的毛病。这就是区别。换哪国是独裁权力等级社会，人性也会被带坏的；换哪国是平等社会，人性也会带好的，这个胡适比鲁迅明白，东土的问题其实是制度的问题，鲁迅偏要找人性的问题，其实人性全世界都一样，人只要未成仙成圣成佛，都是贪、嗔、痴的凡人一个，这就是鲁迅的问题。不改制度去改各个分散而没有规则约束力的人性是徒劳的，只要大家一致把注意力的重点从改造人性转而改造制度才能约束人性的劣根性。

这个评价，我以为正好说到点子上。鲁迅是蛮厉害的，但是他的着力点在于表面处。这就如同割韭菜，割了一茬又生一茬。胡适是从根上找解决之道。要断根，那再多的问题与现象，也就不是什么事了。

但是，鲁迅的方法给人痛快感，好是解气，适宜泄愤、泄恨。抓了一个小偷，我们将他怒骂暴打，那是多么一件快事？当代中国社会常有斗小三的社会闹剧。元配发现丈夫有外遇，那就追问、拷问与追踪，设法捉奸在床，然后将小三拉到大街上，再怒骂、剥光衣服及各种暴打。闹上这一出戏，心中的愤怒才能得到补偿。可如果换成胡适思维。打骂、侮辱小偷都是不对的。社会上出现小偷，那我们需要找出产生小偷的原因。丈夫有外遇，那要先问问你们夫妻之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如果你们当真相亲相爱，那怎么可能会让第三者插足呢？再说，你的丈夫有外遇，那也首先丈夫的责任。你打三小，能把丈夫的心给打回来吗？这类问题让胡适来处理，又会拿人权那些话语，说你一通。

对许多人来说，两种思维，却是宁愿选择鲁迅式的。但胡适派只会摇头，你那样子，永远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当然，鲁迅与胡适并不会就这类街头小闹剧费什么心思。老航在此，只是将这些打个比方。

鲁迅派最容易得出的结论是文化的劣根性，民族的劣根性。“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甚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原来我们中国就如生着传染病的病人一般，自己生了病，还会将病传到别人身上去，这倒是一种特别的本领。”鲁迅也曾说应当找办法来解决，但他从来不认真想究竟用什么办法与思路。他曾经有过的重要主张是灭掉汉字，“汉字不灭中国必亡”，也把中医灭掉吧，因为“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子”。此外，还有“痛打落水狗”之类的高论，则是主张把事做绝了，做得彻底，对自己的仇人“一个都不宽恕”。在鲁迅那里，常产生绝望、幻灭的感觉，只觉得世界全是黑暗，永远没有希望。他说从《24史》中，只找到“吃人”两字。跟随鲁迅思维，就常有种要毁灭一切的冲动。崇尚暴力的人，最容易接受鲁迅。但暴力之后又怎样，鲁迅派不需要想得那么远，那么深。

胡适主张凡事要去认真了解，研究，“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他坚持的是自由主义精神，强调个人价值的实现，认为人就是要追求人身自由、言论自由、法律平等，同时也要看重容忍对于社会自由的重要性，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是有包容性的社会。他理想的社会形态是依法而治，有着法律的普遍性。只有这样，才能解决社会的根本问题。那样，考察文化、民族，就有了新的视角。他还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主张从世界文明的角度观察思考中国、解放中国和发展中国。他说，“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生命本没有意义，你要能给它什么意义，他就有什么意义。与其终日冥想人生有何意义，不如试用此生做点有意义的事。”“你们说要争自由，自由是针对外面束缚而言的，独立是你们自己的事，给你自由而不独立，仍是奴隶。独立就是不盲从，不受欺骗，不依赖门户，不依赖别人，这才是独立的精神。”在胡适那里，很少说绝对的话，但依他的话语想深了去，那就有了方向感，有了行动的力量。胡适就是一个乐观派，看世界、看人性并不悲观。他认为人生在于奋斗，即使在潦倒的窘境，也要对前途有起码的乐观和自信。

有人觉得可以将鲁迅与胡适结合起来。一方面要有鲁迅的感性和血性，一方面要有胡适的智慧与宽容。但两种思维不同调，很难融合。在一定程度上，胡适派可以包容与理解鲁迅派，鲁迅派那种誓不妥协的硬劲，却无法与胡适派走到一条道上。胡适派凡事爱刨根问底和多思考学风，在鲁迅派看来是迂腐，拖泥带水，是变相的和稀泥之类的。

如果本着情绪上的释放，让脑子热乎起来，我以为那做鲁迅派好了。

如果希望最终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让思想闪耀起来，我以为那就坚定做一个胡适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