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走到姐姐的住处，我就想到这样贸然前去似乎不大稳当。姐姐当时可说是红得发紫，向她约稿的著名报纸杂志很多，她成天在家里做一个“写作机器”也应付不了那许多约稿。果不其然，听完我的来意，她一口回绝：“你们办的这种不出名的刊物，我不能给你们写稿，败坏自己的名誉。”说完她大概觉得这样对我不像个姐姐，就在桌上找出一张她画的素描说：“这张你们可以做插图。”——她那时的文章大多自己画插图。

我从小被姐姐拒绝惯了，知道再说无益，就匆匆告辞。

回来之后，沮丧中，张信锦说：“那就请子静先生写一篇关于你姐姐特点的短文，这也很能吸引读者。”

我担心姐姐看了会不高兴，而在报上写出声明或否认的文章，但张信锦说：“不会吧?一来你是她弟弟，她怎么能否认?二来稿子的内容一定无损于她的声名形象，只有增加她的光彩，凸显她不同于凡人的性格，我保证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张信锦的分析鼓舞了我的勇气。于是我凭着自小对她的观察，写了《我的姐姐张爱玲》：

她的脾气就是喜欢特别：随便什么事情总爱跟别人两样。

就拿衣裳来说吧，她顶喜欢穿古怪样子的。

记得三年前她从香港回来，

我去看她，

她穿着一件矮领子的布旗袍，

大红颜色的底子，

上面印着一朵一朵蓝的大花，

两边都没有纽扣，

是跟外国衣裳一样钻进去穿的。

领子真矮，

可以说没有，

在领子下面打着一个结子，

袖子短到肩膀，

长度只到膝盖。

我从没有看见过这样的旗袍，

少不得要问问她这是不是最新式的样子，

她淡漠地笑道：

“你真是少见多怪，

在香港这种衣裳太普通了，

我正嫌这样不够特别呢!”

吓得我不敢再往下问了。

我还听别人说，

有一次她的一个朋友的哥哥结婚，

她穿了一套前清老样子绣花的袄裤去道喜，

满座的宾客为之惊奇不止。

上海人真不行，

全跟我一样少见多怪。

还有一回我们许多人到杭州去玩，

刚到的第二天，

她看报上登着上海电影院的广告——谈瑛做的《风》，

就非要当天回上海看不可，

大伙怎样挽留也没用。

结果只好由我陪她回来，

一下火车就到电影院，

连赶了两场。

回来我的头痛得要命，

而她却说：

“幸亏今天赶回来看，

要不然我心里不知道多么难过呢!”

她不大认识路，

在从前她每次出门总是坐汽车时多，

她告诉车夫到哪里去，

车夫把车开到目的地，

她下车去，

根本不去注意路牌子。

有一次她让我到工部局图书馆去借书，

我问她怎么走法，

在什么路上，

她说路名我不知道，

你不要觉得奇怪，

我们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也是不认识路的。

大概有天才的人，

总跟别人两样点吧。

她能画很好的铅笔画，

也能弹弹钢琴，

可她对这两样并不十分感兴趣。

她还是比较喜欢看小说。

《红楼梦》跟英国小说家毛姆（代表作《人性枷锁》等）写的东西她顶爱看。……还有老舍的《二马》、《离婚》、《牛天赐传》，穆时英的《南北极》，曹禺的《日出》、《雷雨》，也都是她喜欢看的。她现在写的小说，一般人说受《红楼梦》跟毛姆影响很多，但我认为上述其他各家给她的影响也多少有点。

她的英文比中文好，

我姑姑有一回跟我说：

“你姐姐真有本事，

随便什么英文书，

她都能拿起来就看，

即使是一本物理或化学。

”她是看里面的英文写法。

至于内容，

她不去注意，

这也是她英文进步的一个大原因。

她的英文写得流利，自然，生动，活泼，

即使我再学十年，

也未必能赶得上她一半。

她曾经跟我说：

“一个人假使没有什么特长，

最好是做得特别，

可以引人注意。

我认为与其做一个平庸的人过一辈子清闲生活，

终其身，默默无闻，

不如做一个特别的人，

做点特别的事，

大家都晓得有这么一个人；

不管他人是好是坏，但名气总归有了。”

这也许就是她做人的哲学。

这篇短文于1944年10月在《飙》创刊号发表后，果然吸引了不少读者。姐姐给我的那张素描《无国籍的女人》也配在我那篇文章的版面上。这是我们姐弟此生唯一的图、文合作。杂志出版后，我拿了一本给姐姐，她看了我的“处女作”，并没有表示不悦，我才放了心。

一九九五年秋，张爱玲去世后一个月，张子静在其上海居处，手边是《张爱玲全集》。

为爱情“萎谢”

姐姐在才情上遗传了我父亲的文学素养与我母亲的艺术造诣。但在相貌上她长得较像父亲：眼睛细小，长身玉立。我则较像母亲：浓眉大眼，身材中等。不过在性格上又反过来：我遗传了父亲的与世无争，近于懦弱，姐姐则遗传了母亲湖南女子的刚烈，十分强悍，她“要的东西定规要，不要的定规不要”。这样的性格，加上我们在成长岁月里受到种种挫击，使她的心灵很早就建立了一个自我封闭的世界：自卫，自私，自我耽溺。

姐姐与胡兰成相识，是在1943年12月。胡兰成在苏青主编的11月号《天地月刊》上读到姐姐的《封锁》，“才看得一二节，不觉身体坐直起来，细细地把它读完一遍又读一遍。”他从苏青那里取得姐姐在“静安寺路赫德路口192号公寓6楼65室”的地址，就去登门求见。当天未蒙姐姐接见，但留下名片。第二天姐姐即打电话给他，此后二人就开始了往来。到了1944年8月，胡兰成与前妻离婚后，他们就秘密结婚了。

胡兰成写《评张爱玲》并发表的那段时间，正是姐姐与他的热恋期，只是当时我未能从那些溢美之词中读出弦外之音。胡兰成在文章中说：“张爱玲先生的散文与小说，如果拿颜色来比方，其明亮的一面是银紫色的，其阴暗的一面是月下的青灰色。……和她相处，总觉得她是贵族。其实她是清苦到自己上街买小菜。然而站在她跟前，就是豪华的人也会感受威胁，看出自己的寒伧，不过是暴发户。”

胡兰成当时官拜汪伪维新政府宣传部政务次长。他能言善道，笔底生花，姐姐与他认识后一往情深，不能自拔，也不忌讳他的“汉奸”身份。姐姐聪明一世，爱情上却沉迷一时。这段婚姻没给她安稳、幸福，反倒是一连串深深的伤害。胡兰成说她“不会跌倒”，她却为胡兰成跌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