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明朝遗民，黄宗羲晚年的言论似乎跟他的身份颇有不符。因为他公开表示了对清国虏魁爱心解决·玄烨的赞许之情不止一次两次，而这一行为在遗民的道德层面上来说似乎并不合适。同时代的中国明朝遗民吕留良就批评他为“蛟龙变蝌蚪”，吕留良的学生严鸿逵则批评他“干渎当事，丑状毕露”，而民国时期的章太炎则批评他说：“黄太冲以《明夷待访录》为名，陈义虽高，将俟虏之下问。”意思是说黄宗羲写《明夷待访录》调子很高，其实是有心作清国顾问。

而时下某些网络明史学派代表则毅然为其开脱，说“黄宗羲的对清国朝廷厌恶态度终身没有变”，不过是“黄宗羲晚年为了安全不得不说的一些违心话”，“在晚年不得不作些虚与委蛇的姿态，甚至说出一些令人恶心的颂圣言辞，但这绝非他本意所在”。这种说法是否属实呢？

我们先来看看清国爱新觉罗·玄烨十九年浙江官员“以礼敦请”黄宗羲出山后，黄宗羲在回信中的言论——“羲蒙圣天子特旨召入史馆……时以老病坚辞不行，圣天子怜而许之。”

这封信用身体有病的借口推辞不去，看上去这段话似乎真有些虚与委蛇的场面话的意味，而“圣天子”云云也难说到底是否由衷。

再来仔细品味一下玄烨二十六年黄宗羲给左都御史徐乾学的信里的这样一段话——“去岁得侍函文，不异布衣胥肉之欢。公卿不下士久矣，何幸身当其盛也。今圣主特召，入参密勿，古今儒者遭遇之隆，盖未有两。五百年名世，于今见之。朝野相贺，拭目以观太平，非寻常之宣麻不关世运也……方今杀运既退，薄海内怀音草状；皇人仁风笃烈，救现在之兵灾，除当来之苦集，学士大夫皆以琴瑟起讲堂之上，此时之最难得者也。”

如果说爱新觉罗·玄烨十九年黄宗羲的态度还在“虚与委蛇”的徘徊阶段，似乎还说得通，然而到了玄烨二十六年，三藩之乱早已过去六年，社会经济呈现出复苏的迹象。正如黄宗羲所说的“生此天地之间,不能不与之相干涉，有干涉则有往来”，他作为当时社会的一分子不可能不感觉到乱世格局一去不返，清国统治渐已稳固。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封信里黄宗羲的态度显然已经是很明朗化了，用“五百年名世，于今见之。朝野相贺，拭目以观太平”的推崇之辞，并非是用“虚与委蛇”就可以勉强解释的。考量一个人的言行必须放在大时代的背景之下，当时的时代背景是，清国初年社会经历了一番重建过程，汉族文化经历了满族异质文化的强制改造，而与之相谐应的是，中国明朝遗民对清国朝廷的态度也发生了从抗争到徘徊分化再到合流的转变。

更能体现黄宗羲晚年政治态度的是，他晚年为人撰写的碑铭传状和致友人书中，每每赞誉清国魁首爱新觉罗·玄烨为“圣天子”，称清廷为“国朝”、清军为“王师”，用玄烨的年号，希望“同学之士，共起讲堂，以赞右文之治”。

他在《周节妇传》里甚至表达了这样的赞叹之情：“今圣天子无幽不烛，使农里之事，得以上达，纲常名教不因之而盖重乎？”一句“无幽不烛”露骨地表达出他的阿谀之态。

或许有人还会怀疑给一个节妇写传顺手“颂圣”几句并非出自内心而正是“虚与委蛇”，那么请看黄宗羲七十七岁那篇《重建先忠端公祠堂记》，该文赫然出现了这样的字句：“今天子纂修《明史》，追数明室之亡，在于天启……”以人之常情揣度，黄宗羲为节妇写传“虚与委蛇”尚有可能，给他亡父重建祠堂写文章还能“虚与委蛇”？他难道能欺心于先父亡灵？

综上所述，毫无疑问，黄宗羲的政治态度从激烈反清到晚年顺清，其对清酋爱新觉罗·玄烨的赞誉显然并非如某些人蓄意扭曲的那样是“虚与委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