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红楼梦》里面所说的“男儿浊臭、女儿清爽”的价值观，许多人都认为是一种时代进步。其实不然，这其实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产物。

《红楼梦》是一部成书于清初之时、以明末清初为时代背景的“血泪之书”，只要明白了这一点，那么这个问题也就很好解决了。

在笔者看来，所谓的“男浊女清”有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因为，在反抗满清入侵的过程之中，那些有着独立人格和思想的忠勇之士大多牺牲了，余下的都是一群贪生怕死之辈。

比如说李定国、阎应元、郑成功、张苍水、陈子龙、夏完淳、史可法等人，我们能说这些视死如归、反抗到底的男性是“浊臭”的吗？（清国乾隆时期清廷所编《胜朝殉节诸臣录》共记录殉国诸臣3787人。）

而女子因为不是反抗的主体，在社会关系上也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在婚姻和家庭关系中处于从属地位，所以对于女子不会有过多的要求。

其二即是因为士大夫们自惭形秽的精神写照。

这从《红楼梦》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批者“畸笏叟”也能够看得出来。所谓“笏”则是指明朝及之前的官员上朝时所用的板子，这个字在全书中也多次出现，即是指“官职”的意思。 而“畸”则是指不正常、不正确。

由此可知，以此为笔名的人，是一个在清朝做过官员、后来退休的老者，他认为对于他来说，这是一种极其不正确的行为。

同样的想法在许多士大夫身上都有所体现，比如说著名诗人邓汉仪写下了“千古艰难唯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

正是因为在明亡之际，他没有能够狠下得去狠心去以身殉国，所以这才遭受了清廷一轮又一轮的侮辱，被迫出仕。 另一位更为著名的诗人吴伟业，也写下了同样性质的诗句“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

在这里，诗人对那些以身殉国的忠烈之士格外褒奖，认为他们是“随仙去”了，而自己则落入人间（指为清廷效力），接受着一遍又一遍的心理折磨。

有这样想法的人其实有许多，《红楼梦》的作者和批注者也是其中一员，他们认为自己“浊臭”无比，那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在笔者看来，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应该还是指满清所推行的“剃发易服”！

剃掉飘逸的长发，丢弃汉家衣冠，看似无关紧要，然而民族习惯的传承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和信仰的表征。

《孝经·开宗明义章》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对汉族来说，“剃发易服”就是不忠不孝的行为。 而且清廷用武力强迫其他民族放弃本民族的服饰而仿效自己，就不啻摧毁其文化，而且是强加上一种屈服的标识，是想要摧毁其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信仰，想使其他民族沦为猪狗不如的奴隶，以方便其统治。

这就不是普通的“改朝换代”了，对于被征服的民族来说就是彻头彻尾的“亡天下”。

“亡天下”的屈辱，是华夏民族永久的痛！

1667年（康熙六年）到北京的朝鲜使者回国之后，在向朝鲜国王的报告中感叹道：“汉仪不复见，何日变中华？”他说，当时的北京居民，见到他的衣服，低头哭泣，神情悲惨。“见臣等着冠耳，指示其儿曰，此乃明朝旧制，垂头而泣，见来惨然矣。”（《李朝实录》）从这个事例也可以看出，“剃发易服”对汉民族的感情伤害之深之大！

后来，清廷为了表示自己的“宽宏大量”，搞了一个“十从十不从”，其中就有一条“男从女不从”。

也就是说，男性必须要剃发易服，而女性则可以保留原先的发型和服饰。

大家想想这样的一个场景，女子依然身着汉家衣裳，保持故国衣冠髮髻，这是多么尊贵，多么清净！而男子身着满服——长袍、马褂、瓜皮帽，剃去头顶四周毛发，拖着一条豚尾，这是多么浊臭逼人！

由此看来，《红楼梦》的女子至上主义，原来就是民族主义！也是在表现汉民族的屈辱史和辛酸血泪史！

贾宝玉更认为女儿和出嫁了的女人有绝大的分别：

春燕笑道：“他是我的姨妈，也不好向着外人反说他的。怨不得宝玉说：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之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的不好的毛病来，虽是颗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了；再老了，更变的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分明一个人，怎么变出三样来？……（第五十九回　柳叶渚边嗔莺咤燕 绛芸轩里召将飞符）

宝玉又恐他们去告舌，恨的只瞪着他们，看已去远，方指着恨道：“奇怪，奇怪，怎么这些人只一嫁了汉子，染了男人的气味，就这样混帐起来，比男人更可杀了！”（第七十七回 俏丫鬟抱屈夭风流 美优伶斩情归水月）

这又是什么原因呢？笔者认为，由于男人的“剃发易服”，完全的满人装扮，在书中暗指清人；而女子仍旧一副汉家装扮，应该是指清爽的汉人。女子出嫁后，便是投顺了男子，因为女子有“既嫁从夫”的说法，这其实是影射投顺了清廷，自然也就一钱不值了。

这样说来，作者借宝玉之口“褒女贬男”并非是什么先进的思想观念，而是让我们记住民族的血泪史和屈辱史。

《红楼梦》的“褒女贬男”思想，是明遗民作者从心底发出的无奈的悲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