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一个历史人物，首先得建立在关于这个人的真实史料基础上。如果我们认为的关于这个人的基本事实、政治立场甚至其作品都是假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上评价这个人又有什么意义呢？

事实上，现在我们了解的关于谭嗣同的历史是被康梁篡改过的！所谓的“戊戌六君子”也是后来康梁在海外发明出来的所谓“维新变法牺牲者“！

这六个人里面，杨锐和刘光弟和康本就不是一派，是因为清国对政变传言的恐慌和过度打击被牵连进去的。而谭嗣同是六人里面唯一的反满革命党，并不是康梁后来所说的什么“保皇维新派”。因此六人里面也唯有谭嗣同一人是清楚地了解自己因何而死，并且愿意为之而死的。

谭嗣同的父亲是daicing的进士谭继洵，但是他和唐才常深受湖广先贤王船山复明思想的影响，在青年时代就成为了反满复汉的革命志士。谭利用身份便利进入清国军机处，是希望通过打入满清政权内部，通过政变“擒贼先擒王”。革命党人章士钊深悉谭氏戊戌年进入军机之真意图，他曾说过：“（谭）嗣同（唐）才常，与（沈荩）谈天下前局，其旨趣虽有出入，而手段无不相同。故嗣同先为北京之行，意覆其首都以号令天下。……以嗣同天纵之才，岂能为爱新觉罗之所买，志不能逮，而空送头颅，有识者莫不慨之。”

谭嗣同的著作《仁学》中也可以体现出其强烈的反满思想和复国情怀，因此这本书在他生前也仅有章太炎等有限几位好友得见。其中如此写道:“成吉思汗之乱也，西国犹能言之；忽必烈之虐也，郑所南《心史》纪之；有茹痛数百年不敢言不敢纪者，不愈益悲乎！《明季稗史》中之《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不过略举一二事，当时既纵焚掠之军，又严薙发之令，所至屠杀虏掠，莫不如是。即彼准部（准格尔），方数千里，一大种族也，遂无复乾隆以前之旧籍，其残暴为何如矣。亦有号为令主者焉，及观《南巡录》所载淫掳无赖，与隋炀不少异，不徒鸟兽行者之显著《大义觉迷录》也。台湾者，东海之孤岛，于中原非有害也。郑氏据之，亦足存前明之空号，乃无故贪其土地，攘为己有。攘为己有，犹之可也，乃既竭其二百余年之民力，一旦苟以自救，则举而赠之于人。其视华人之身家，曾弄具之不若。噫！以若所为，台湾固无伤耳，尚有十八省之华人，宛转于刀砧之下，瑟缩于贩贾之手，方命之曰：此食毛践土者之分然也。夫果谁食谁之毛？谁践谁之土？久假不归，乌知非有。人纵不言，己宁不愧于心乎？吾愿华人，勿复梦梦谬引以为同类也。夫自西人视之，则早歧而为二矣，故俄报有云：‘华人苦到尽头处者，不下数兆，我当灭其朝而救其民。’凡欧、美诸国，无不为是言，皆将藉仗义之美名，阴以渔猎其资产。华人不自为之，其祸可胜言哉？”

康党对“六君子”之死真相，最重大的掩盖，是篡改了谭嗣同的绝命诗。谭的原诗《题壁狱中》内容是：“望门投止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而梁启超则将后两句篡改为：“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欧刀”乃刑人之刀；至于“公罪”，谭在《仁学》中有提到：“谋反，公罪也”。如《仁学》中所述，谭认为manju残害“中华”数百年，乃罪大恶极者，故在谭嗣同看来，“围园杀后”乃是代表亿万汉人对manju实施的正义复仇，故有“欧刀”之说；所谓“手掷欧刀仰天笑”，乃系指“围园杀后”计划失败，未能如愿击杀manju皇室。谭曾说过：“谋反，公罪也。……公罪则必有不得已之故，不得任国君以其私而重刑之也。且民而谋反，其政法之不善可知，为之君者，尤当自反”，也就是说，“留将公罪后人论”一句，乃是谭氏自承谋反，且不认为谋反有什么不对。康梁在戊戌年之后，传播谭氏绝命诗甚力，但这两句，绝不见于其宣传读物，而被置换为“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与康党在戊戌年后竭力否认自己曾有“围园杀后”计划及“保中国不保daicing”等谋反行为，是相一致的。

除篡改绝命诗之外，康党还捏造了一份谭氏的绝命血书。内有“伤心君父，……告我中国臣民，同兴义愤，剪除国贼，保全我圣上”、“受衣带诏者六人，我四人必受戮，……千钧一发，惟先生（指康有为）一人而已，天若未绝中国，先生必不死。呜呼！……嗣同为其易，先生为其难……”等语。浑不顾谭嗣同毕生仇恨manju的政治立场，竟然将其包装成光绪的“忠臣烈士”；更无视谭嗣同心知肚明康有为早已离京之事实，反杜撰出“天若未绝中国，先生必不死”等肉麻语。与康党一同逃亡的王照后来披露，这份血书，是梁启超、唐才常、毕永年三人密谋捏造的。

谭嗣同当年“应诏”赴京时，唐才常为之饯行，谭曾口占一绝：“三户亡秦缘敌忾，勋成犁扫两昆仑”。当年革命党人自比楚之三户遗民，发扬艰苦斗争的复国精神，谭在诗中也以此与唐互相激励，为了实现光复华夏（昆仑）可以不惜牺牲一切。也许梁启超是受这两句的启发杜撰出“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不知道他在改写时有没有一丝愧疚，对的起“昆仑”这两个字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