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满据时期乾隆四十五年七月五日晨,(1780年)太阳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广西省布政使朱椿(布政使和巡抚一样,等同于现在的一省之长,行政级别为省部级正职),心情不错,他放下手里急待解决的公务不理,怀着愉悦的心情,悠然自得的坐着轿子准备出桂林城,到郊外打猎游玩。
且说官轿刚刚走出胡同,忽然,路边闪出一位长者,他颤巍巍地跪在路边,手中高举一册文书。这位朱大人喝令随从将其文书呈上,因为清朝政府有规定,百姓拦轿官员必须处理。
朱椿打猎游玩的兴致一扫而光,他顿时心烦起来,再看这位长者,穿带虽然不富贵,但是整整齐齐,头发虽然稀疏,但是发型不乱,言谈举止落落大方,彬彬有礼,一看就是个饱读诗书之人。布政史朱椿接过文书,一看封面上写的“策书”俩字,右下角签名:吴英。
他立马惊叹不已:好个老学究吴英,竟然字写的比我都好,简直就是胜过王羲之,他再匆匆翻阅里面的内容,更是大惊失色,心想,马虎不得,马虎不得吆!立马下令掉头回府,接着便对老者吴英展开了严厉而残酷的拷打审讯。
朱椿手里的文书具体是什么内容呢?为什么让这朱大人这般不安,又对吴英严刑拷打呢?原来,文书封面上题着两个字“策书”,是一份不折不扣的政策建言书,就是给官员提建议或意见的。主要内容是:备荒、盐政、弭(mi平息、消灭)盗、禁烟、减僧,都是一些中规中矩的民生建议,其中的内容,逻辑性强,有根有据 ,有的有详实的数据,一看就是经过调查研究后写成,一共有五条:
一、恳请朝廷进一步减免钱粮,减轻底层人民的负担;
二、建议各地添设“社义仓”,以救济贫民;
三、革除盐商盗案连坐制度;
四、禁止种烟,以利人民健康;
五、裁减寺庙和僧人,减轻社会负担。
显然,这些建议都切中时弊,如果真正实行起来,无疑是有利于人民的。
的确,吴英的文书,从文书的字里行间,可以读出这位老知识分子关心国家大事的赤子之心和渴望天下太平切切之意。
但在清国统治者看来,这是典型的大逆不道,你个草民吃着地瓜干子却弹着皇帝的琴弦,真是不知自己是干什么的?在清国官员心里根本没有什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些词语。你个草民好好缴税纳粮就行了,别吃了胡萝卜馅子咸操心。
拿下老者吴英不算,紧接着,朱椿马不停蹄,连夜给广西巡抚写了一个汇报,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案件。
朱大人的理由是什么呢?主要有两条:
一、老头吴英作为读书人,竟敢批评国家政策,妄议中央;
二、行文中有“敏感”字句(行文中有“弘”字,当时的清国魁首叫“爱新觉罗·弘历”),犯了圣讳。
原来,吴英报告第一条“备荒”里面有这么两段:“圣上遵太后之遗命,免各省税粮,其德非不弘也,但其恩未远,其泽未长……”、“虽曰租亦免,然田主征足,佃(dian)户其敢抗而鸣于官乎?是圣上有万斛(hu一种容器)之弘恩,而贫民不能尽沾其升斗,甚可惜也。”
一本建言献策、对人畜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报告,就因为两个“弘”字,变成了“冒犯皇帝圣讳”、“批评指责朝政”的反动书籍。
再看本文故事的主人公吴英,是何许人也。
他本是广西平南县的一个读书人,已经60高龄了。吴英读了一辈子书,没有考取什么功名,平时就靠教乡邻的孩子读书过日子。吴老把基层民众的现实看的清清楚楚,心想,自己见多识广,博古通今,一定要给平民百姓做点好事,自己给朝廷献言献策,一定能得到赏识,名扬天下,惠泽民众 。于是他把工作学习之余的思考形成一份报告,献给乾隆帝,“上陈时务以广,圣恩以固国本”。
广西离北京太远,吴英身份卑微,自然不可能亲自向皇帝建言献策。于是,他就将这份报告呈给广西布政使朱椿。
这一桩案子最后能被送往北京,送到了乾隆爷的案前。仁慈圣明的千古明君乾隆爷是怎么做的呢?

在和大学士等人反复多次认真研究了这桩大案后,乾隆爷领导下的朝廷做出了如下决定:
一、吴英本人生逢圣明之世,竟敢妄议朝政,实在是狂妄自大,判处他凌迟处死;

二、吴英的两个儿子吴简才、吴经才、弟弟吴超、侄子吴逢才、吴栋才,均己年过十六,应按照“缘坐律”(犹连座,因牵连而获罪),先行刺字,斩立决。
三、吴英家族的女眷及未成年者一律发配为奴。
就这样,怀着美好的愿望,老者吴英好端端地献策书,最终却换来了整个家族的覆灭。落了个满门抄斩株连九族的悲惨下场。
从吴英一案,清国残酷可见一斑。
作为专制独裁的统治者,它需要的不是底层民众自发的政治热情,而是驯服和沉默的奴性。作为社会底层的读书人,想通过上书来建言献策以期望利及苍生,真是一厢情愿,大错特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