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书的基本功能除了传授相关知识和生活技能外,它还是政府对民众进行思想教育的工具,所提供的是社会上绝大多数人认同的价值观念。历史教科书又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历史教科书把既存的历史知识规训为既符合统治要求,又不违背竞争时代潮流的“近代化”知识,它是一般国民普遍历史观的重要来源。通过政府审定或由政府颁行的教科书是一个政府向其人民宣示其国家统治正当性及国家主权正统性的重要工具。政府借助历史教育来建立民族国家认同,赋予其统治的合法性。本文先将北京政府与南京政府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中满清史—清初内政叙述予为中心,通过与民国时期的社会意识以及教科书的整体叙述进行比较,来讨论政治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关系。
一、民国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之编写
中国近代教科书首先出现于鸦片战争前后的教会学校。清末实行新式教育,促进了新式教科书编写。到民国初期,教科书发展逐步走向成熟。民国成立,结束了帝制,宣布共和,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为培养适合民国的现代国民,民国废止清末的“忠君”教育,注重“自由”、平等”的道德教育,对教科书使用做出特别规定:凡各种教科书,务合乎共和民国宗旨,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在历史教学上,规定小学历史教学要旨,在使儿童知道国体大要,养成国民志操。
本国历史要讲授黄帝开国功绩,历代伟人言行,亚东文化渊源,民国建设与近百年来中外关系。中学历史要旨在使学生明于民族进化、社会变迁和邦国盛衰,尤宜注意于政体沿革与民国建立之本,本国历史要授以历代政治文化递演之现象与其重要事迹。养成共和国民的健全人格是民初和北京政府时期教育的首要目标。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开始全面实行三民主义教育。三民主义教育即党化教育,“所谓党化教育,就是在国民党指导下,把教育变成革命化和民众化。换句话说,我们的教育方针要建筑在国民党的根本政策之上。国民党的根本政策是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和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和决议案,我们的教育方针应根据这种材料而定,这是党化教育的具体意义。”三民主义教育是国民党实行“以党治国”在教育领域的体现,教育沦为维护国民党统治的工具。
在历史教学上,1932年课程标准规定,初中历史教学目标为:研求中华民族之演进;特别说明其历史上之光荣,及近代所受列强侵略之经过与原因,以激发学生民族复兴之思想,且培养其自信自觉发扬光大之精神。叙述中国文化演进之概况;特别说明其对于世界文化之贡献,使学生明了我先民伟大之事迹,以养成其髙尚之志趣,与自强不息之精神。高中历史教学目标为:叙述我国民族之拓展,与历代文化政治社会之变迁,以说明本国现状之由来,而阐发三民主义之历史的根据。注重近代外交失败之经过,及政治经济诸问题之起源,以说明本国国民革命的背景,指示今后本国民族应有之努力。高扬民族主义、突出民族意识的培养成为南京政府时期历史教育的重点。
满清史是中国历史教科书一个叙述重点,包括从满洲兴起到满清灭亡的历史,涉及政治、军事、外交、经济与文化等多个方面。具体内容上,一般都叙述满洲兴起、清初内政、太平天国运动、戊戌政变以及满清灭亡等内部事件,以及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等列强侵略中国的对外战争。民国教科书中,“清初”一般指从满清入关到乾隆时期,这一时期对满清发展有重要意义:“清之创兴,自康熙至乾隆凡三朝,内平叛乱,外拓疆土,更征服四邻而定为藩属,斯为清代创兴之时,亦鼎盛之时。”教科书主要从两个方面来叙述清初历史:一是记述清初武功与疆域的开拓,如征服蒙古、征讨准格尔、西藏青海的内属、平定西南土司、平定三藩、征服台湾,以及与俄国、西南诸国的交涉等;二是记述清初内政措施,主要是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的内政措施。清初内政措施对满清确立在全国的统治有重要影响,基本规定了后来满清历史的发展方向。对清初内政措施的看法,反映了对整个满清史的态度。
二、北京政府时期关于清初内政的叙述
民国成立,一时没有大量适合需要的教科书,一些书局就对清末教科书进行改编,以暂时使用。191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体中国历史》,即是改编自1907年版。《新体中国历史》涉及清初内容有“圣祖之经营内域”、圣祖之经营域外、“文字狱之繁兴”、“西域之平定”、“西南诸藩事略”、教党海酋及回部之乱”等六节,清初经营主要讲述康雍乾三朝武功,内政措施集中在“文字狱之繁兴”一节中。书中叙述了三朝发生的文字狱,如明史之狱、南山集之狱、试题之狱、论史之狱、文评之狱、注经之狱、诗钞之狱等,特别提及清政府诛杀情况,如明史之狱:“《明史》为明朱国桢所著,庄廷镰购得其遗书,窜入己名。
补崇摘一朝事,直陈清事无所讳。归安知县吴之荣方罢官,冀以告讦谋起复,事闻,戮廷镌尸,杀其弟廷钺,旧礼部侍郎李令哲曾作序,亦伏法,并及其四子。是狱株连共死七十余人,妇女并给边。”该书认为,康雍乾三帝为专制时代之雄主,钳制舆论,束缚士林,文字狱是满清加强专制统治的需要:“三帝特兴用以制服国民巩固帝业者。专制进化,盖于斯为极端。”
清末编写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主要叙述清朝的“仁政”,没有对满清的批评,也没有文字狱方面的内容。民初改编后,增加了文字狱内容,对清初内政的叙述也集中在文字狱方面,视之为清朝专制统治的手段而加以批判。191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增订普通新历史》、《增订中国历史教科书》等改编本基本如此。
191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中学历史教科书》可谓是民国第一部新编中学历史教科书,共4册。第1、2册为本国之部,第3册东亚之部,第4册西洋之部。《中华中学历史教科书》从“满洲之崛起”、康熙之政策”、“骨肉之祸”、“文字之狱”四个问题讲述清初事迹,其中又以康熙朝为主。康熙猜忌之心极甚,明室遗老著书立说,流露出其河山故国之思,帝竭力压制,遂构成文字之狱”。
康熙知道人心终不可遏,乃设牢笼之术,开博学鸿词科,纂修明史,表彰理学。“于是逢时之士,争趋捷径,而士林皆靡然以一第为荣”。雍正与乾隆内政主要讲述文字狱,如査嗣庭、谢济世、陆生栴、曾静、吕留良、胡中藻之狱等。康雍乾三朝采取这些措施,,以巩固君主权威”。该书从压制与笼络两个方面批判了清朝的专制统治,把文字狱视为清朝的压制手段,编修《明史》等视为笼络手段。这种叙述方式为民国很多教科书所采用。
文字狱是北京政府时期的教科书叙述重点。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本国史》详述了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认为文字狱是专制积威之明验,“不仅诛戮颇多”,而且限制了思想自由与学术发展,是近代中国落后的重要原因:当民国前三世纪至二世纪之间,正泰西各国各大宗学术昌明时代,我国国民则蜷伏于网罗机括之下,除词章考据外,不敢复有言论及思想之自由,而人才为之大绌”。一些教科书专门叙述文字狱,从反专制角度进行了批判。
对清初惠民措施或有肯定。清朝入关后,取消明季苛捐杂税,废除一些行业的贱民身份,注意减轻人民负担,这是满清获得民众认可的手段,对巩固满清统治有重要意义。前引《共和国教科书本国史》指出康雍乾三帝“用宽猛互济之道”,示民宽大,减轻赋税。乾隆朝“一方豁免租赋,豁除赔累,增广赦条,起用废员,日下宽大之诏;又时惩治一二玩法大臣,通饬直省地方,严禁四恶”。
中华书局《新制本国史教本》指出,康熙巡河工,,减田租,除丁税,,雍正减轻苏松嘉湖重赋,徽州等地世仆乞丐除籍为良; 乾隆除广东浙江渔户为良,“庶几仁政”。年吕思勉《新学制高中本国史》讲到,清初入关后,悉数取消明季加派,赋税征收以万历中叶以前为准,宫廷用度也很节俭,并定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之例。世宗整理盐课、关税,剔除火耗陋规。清朝减轻赋税、与民休息等措施,被视为是满清的仁政受到肯定。
从北京政府时期教科书对清初内政的叙述可见,绝大多数教科书是从民主共和立场上批判了清朝专制统治。一些教科书还叙述清初的惠民措施,表达了对清初内政部分肯定。这种叙述立场到南京政府时期发生了改变。
三、南京政府时期关于清初内政的叙述
南京政府时期,教科书对满清历史的叙述立场发生了变化。1929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初中新中华本国史》,有“满清盛时之控驭汉族”一章,从“猜防政策”、“牢笼政策”、“汉人满化政策”等几方面讲述清初内政。满清是推翻中国明朝而建立的,汉族不服异族的统治而时起反抗,为了加强满清统治,清廷使用镇压与牢笼的两种手段来控制汉人。镇压方面,清政府在重要地点驻满洲八旗兵以防控汉人。大臣官吏多用满人,蔑视汉族。大兴文字狱,屠戮不满清廷统治的士大夫。为了永久消弭汉人反抗之心,满清竭力推行汉人满化政策,“清初剃发易服之令,最为严厉执行。汉人大为不服,大江以南,明之遗臣义士因人心之愤激,纷纷起兵反清”。
与此同时,清政府也实行牢笼政策。康熙特开博学鸿儒科,奖励理学,编修《明史》,以消磨士大夫眷念故国之心。乾隆时搜求遗书,开四库全书馆,“而书籍之有民族思想不利于清者,销毁之,其轻者则篡改之。及《四库全书》成,镇江扬州杭州各分一部,建阁贮藏,以便人民观览,实亦兼以范围江浙之人心也。”《初中新中华本国史》从满汉民族关系角度对清初内政措施进行了批判,如驻防、文字狱与剃发令等压制政策,以及开博学鸿词科、编修巨籍等笼络政策,都是为了控驭汉族,维护其统治。
从汉族立场上来批判清初内政措施,是南京政府时期教科书的基本方式。很多教科书以“满汉歧视”、“满族之控驭”为题,从满汉民族方面批判了清初高压政策,如厉行剃发、诛锄明裔、诛戮降臣、摧残士气、仇视士绅、文字狱等,把这些政策视为对汉人的压制手段。对满清惠民措施,也从汉族立场上进行了否定。1930年北新书局《北新本国史》认为,清初“解放贱民,虽属三朝善政,然其用意,也就不外是一种怀柔的手段罢了”。这里将清政府惠民措施视为满清笼络汉人的一种手段。湘芬书局《高中本国史》认为,清室以外族入主中国,入关后之内政,自当以收拾人心为第一义。“故其所设施,俱不外乎减轻担负,俯顺舆情之簿络术”;“盖此时中原尚未底定,为缓和反抗计,故有此虚伪之举也”。
1934年中华书局《初中本国史》把满清减轻平民赋税、释放贱民等措施视为有清一代怀柔政策。1947年开明书店《本国史》指出,满清通过惠民措施延续了其统治:“清朝所以能够统一中国达二百六十多年,这也是个重要原因”。可见,对于清初惠民措施,北京政府时期还有所肯定;南京政府时期则被认为是为了消弭汉人反抗而采取的牢笼政策,其实质是控制汉人,维护满清的统治。
对清初编修巨籍等文教政策,北京政府与南京政府时期经历了一个从基本肯定到完全否定的变化,这种变化从吕思勉对编修《四库全书》的态度中可见一斑。吕思勉编著有多种教科书。《白话本国史》对康熙朝编纂《图书集成》、乾隆朝《四库全书》持肯定态度:“于保持文化上究竟有很大的价值”。1924年《新学制高中本国史》也持赞赏的态度:“康雍乾三朝,敕撰书籍极多。乾隆时之《四库全书》,尤称近代之大观矣”。到南京政府时期,则认为是清廷控驭汉人的笼络手段而予以否定。
《复兴高中教科书本国史》认为满清历代的君主对于种族的成见是很深的。他们对于汉人则提倡尚文:一面表彰程朱,提倡理学,利用君臣的名分以钮束天下;一面开博学鸿词,屡次编纂巨籍,以牢笼海内士大夫。1935年《初中标准教本本国史》指出,满清“利用编纂《四库全书》的机会,把明朝人的著述涉及清朝的,都加以销毁。甚至涉及金、元的,也要追改。当时的禁书共计有一万三千八百余卷,真是秦火以后书籍的一次大厄了”。早先吕思勉肯定清修《四库全书》的文化价值,南京政府时期认为其消弭汉人反抗意识,对中国文化造成了极大摧残。
综上所述,南京政府时期教科书从汉族立场上对清初内政各项政策都进行抨击,强调满清对汉人杀戮与压制,实际上对满清统治持完全否定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