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为将者，勇不避战，战不畏死。司马穰宜曰，夫为将者，授命之日，即忘其家；临军约束，即忘其亲 ；秉枹鼓，犯矢石，则忘其身。

牺牲精神，乃在于在个人的生命中，有一种信念，有一种理想，有一种文化，有一种道德，实在重于生命本身。北欧神话的精髓是勇武，而 勇武的精髓就是使人不畏惧死亡，这说明还有一种比生命更有价值和更高尚的东西存在，那就是信仰。从宗教狂热者的极端行为中，我们看到了信仰所具有的潜在而强大的力量。 推行一种文化，建立一种坚实的信仰，实在是使精神得以升华的关键，而这种文化与信仰的核心就是牺牲：不仅要奉献自己的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于更崇高的事业上，而且在必要 时刻不惜以生命来捍卫自己的信仰！惟有这种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方能吸引有志之士，方能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方能赢得敌人的尊敬，国家和民族方有拯救的希望！

古代的 智者，均不约而同地发明了一种使人们奉献牺牲的方法，或告知以忠义，或诱以爵利。古之义士，宁守义不受辱，孟子亦有舍生取义之说，故忠义之士，史书不绝。商君的尊功赏 爵、万事皆决于法的变法，使秦国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斯巴达国家，秦国之于中国，犹如普鲁士之于德国。二者都将军事荣誉提升至至高无上的地位，全国上下无一不尚武好战 ，而不是贪生怕死。正因为全民有了这种勇敢牺牲的精神，秦国方能战胜攻取，兼并六国，一统天下，北逐匈奴，南服百越，开中国大一统的先河，普鲁士才能屡战屡胜，服奥败 法，一举结束德国的千年分裂局面。

信仰和责任实在是重于个体生命本身。耶稣出于对全人类的拯救责任和对上帝的信仰，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因此也开创了一个伟大的 宗教——基督教。路德冒着生命的危险将自己的九十五条论纲贴在维特堡的大门上，从此引发了著名的宗教改革，进而催生了近现代的西方文明。凡是在信仰和责任高于个体生命 的地方，我们都能看到伟大的国家或种族，而在个人私利尤其是金钱重于一切的地方，我们见到的则是卑微或衰落的国家与种族。罗马之所以能从一个城市发展成为一个帝国，罗 马公民的爱国主义和荣誉精神功不可没。早期罗马人的确将国家利益和荣誉看成高于自己的生命，由此而产生的牺牲奉献精神也就成就的罗马的伟大。古希腊人如果能突破狭隘的 城邦爱国主义而转向希腊爱国主义的话，希腊早在罗马之前就能缔造一个西方帝国了，现在的欧洲是古希腊的翻版，确切的说是扩大版，欧洲人如果早点让欧洲意识盖过本国意识 从而联合为一体，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在美帝国的卵翼下中生存了。

楚国虽弱，但在六国中血战最为彻底。要知道，楚国国君并非像其他五国国君那样投降，而是战斗到最后 一刻，故而能出“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豪言。事实也果真如此，秦末首事起义的是楚人，灭秦者是楚人，建汉者还是楚人。实质上，一种决死和敢于牺牲的精神，实在是支持 民族不灭和复兴的根本。犹太人在马萨达城堡上喊出了“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二千年来，这个口号一直支持着犹太人图存的决心。至今在以色列，这个口号，已经被认作是 团结民族力量的一种不朽的精神。“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令我们仿佛看到了纣王的鹿台自焚，项羽的乌江自刎，屈原的汨罗投水，文天祥、史可法的不屈就义，现代中国人最 缺乏的就是这种精神，《正气歌》应该而且必须成为华夏种族复兴的核心精神。

最能体现牺牲精神的还是战争，畏战怕死从来都是腐化、堕落、懦弱的种族的通病。缺乏牺 牲精神的军队是不堪一击、没有战斗力的，多少种族和国家灭亡的原因不在于此呢？罗马军团之所以战无不胜，军人不怕死的精神占据重要的地位。如果人人都爱惜自己的生命， 那么种族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当君士坦丁堡被围攻时，虽然城市人口有一百多万，但自愿拿起武器保卫它的却只有五千人，那么结果又如何呢？几乎所有的人都遭到土耳其人的 野蛮屠杀。在中国，宋朝明朝灭亡的例子还不发人深省吗？当整个民族都胆小怯懦、不愿作出哪怕一点点牺牲时，它就不配生存在这个世界上，苟且偷生是可耻的！由此，我们想 到了日耳曼人，为什么罗马人征服了数百个民族，却唯独不能征服日耳曼人，最终的结果恰恰是被日耳曼人所征服？是日耳曼人的尚武精神，尚武精神的核心就是牺牲，不畏战怕 死。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应该成为每一个中国人心目中首要的精神。爱国主义的实质是畏天、敬地、爱人，信仰畏惧我们华夏种族 的上帝、敬仰生我养我的这片大地、热爱我们的种族及其人民，并把这三者看作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是的，个人生命的价值惟有与祖国和民族结合在一起才能真正体现出来，因 此，从广义上说，个人的生命实际上应该从属于他的种族和祖国。只有将种族和国家的利益与命运置于第一位，才能算作真正的爱国；反之，将个人的生命和私利置于民族和国家 之上，则是最大的卖国。

一般来说，在民族和国家危亡时刻，最能突显国人的爱国主义精神，但在和平时期，是否爱国，也在日常生活和行为的点点滴滴中显露无遗。忠于 职守，勤奋劳动，尽心尽力完成分内的工作，不当走狗，不贪污受贿，不浪费，爱护环境，等等，即是广义上的爱国。而渎职弄权，坑害人民，谋求一己私利，甘愿作外国的二等 公民，就是隐蔽的卖国。对于那些将个人利益看作高于一切的人来说，除了金钱，他们没有真正所爱的东西，让他们为国为民作出牺牲和贡献简直是痴人说梦，这种人之于国家和 民族，就如同健康肌体上的毒瘤。我们不得不承认，现在中国这种人已经泛滥成灾。

惟有纯洁、勇敢、真诚、理性的人才能作出大无畏的牺牲，只有这类人才能称作国家和 民族的精英。缺乏信仰，不能做出自我牺牲的人，自私、自利、奴化、贪婪、怯懦、欺诈、说谎已经占据了他的心胸，当这种人占据社会的上层，腐败就会盛行。对腐败分子来说 ，在他心目中已经没有祖国了和民族。除了自己和金钱，没有什么是神圣的，为了实现个人自私的目的，无论什么违背良心的坏事都能做得出来，这类人就是国家和民族的败类。 败类当权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最大的不幸，指鹿为马的故事我们已经不厌其听。败类中的败类甚至可以为了自己，而甘愿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后晋石敬瑭就开败类中的败类卖国 的先河。精神的腐化和腐败分子的大量繁殖扩散对于国家和民族的肌体来说，犹如患了癌症。故非有壮士断臂的决心予以彻底的根除，方有治愈的可能。

有一位美国总统曾 经说过，“不要问国家和人民为你做过什么，而要问你为国家和人民做过什么”。说得一点不假，这是衡量一个公民爱国主义精神的最好标准。西点的校训是责任、荣誉、和国家 ，解释是责任、荣誉、和国家都重于个人的生命。假如一国的人民，都将奉献和牺牲精神看作是自己首要的责任和义务，而不是孜孜不倦不择手段地从国家中谋取一己私利，我们 说这是一个光明和有前途的国家；反的，则是黑暗和前途黯淡的国家。从一国人才的流向就可判断这两类国家，人才流入的属前者，人才外流的属后者。春秋时期楚材晋用，战国 时期六国人才为秦所用，结果如何？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现在世界人才为美国所用，美国在世界上处于何种地位，不言自明。

我们希望恢复到二千年前的古老的忠诚 ，一如“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没有忠诚，勇敢、和牺牲，这个世界将变质，人类也将亡种。个人只是种族的微小组成部分，个人生命也是那样的短暂，为此，为了实 现个人价值的永恒，唯有奉献自己和牺牲。在尘世中尽最大努力履行自己的职责，完成上苍赋予我们每个人的使命，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国家和人民，这样，每个人才能 称为是伟大的。

“重回先秦时代，重建国人久已失落的信仰”，将是新一代华夏种族精英内心的呼声。我们不能再艳羡别人了，我们耻于自污，我们要重新找回两千年以前 的光荣，我们要将失落的荣誉再捡起来。我们要重新发现过去的伟大，而不是再去寻找客观的理由，什么农耕文明，什么农民意识，实质上，自蒙元以来的专制制度的奴化愚民政 策、被满清奴才文人篡改了的伪儒家学说、外族的残酷压迫，才是华夏种族近代以来耻辱和不振的根源。重新反思历史，重新认识自我，完成自我的超越和蜕变才是走向复兴的起 点。

牺牲，也是洁身自爱，不同流合污，即使到了“举世皆醉而我独醒，举世皆浊而我独清的”的地步，亦不惜以死明志，屈原的洁行高义的爱国精神实在是纯洁的人的典 型特征（叔齐、伯夷、申生、季礼、扶苏均是纯洁的典范）。精神上完全纯洁的精英是一个种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瑰宝，它们犹如一颗夜明珠，照亮了黑暗的物欲横流的尘 世世界；其品行，也恰如冰山上的雪莲花，傲视独立而其真无比。在近代，能配得上纯洁的人的，或许只有印度的甘地了。

在天地间，有一种纯粹的灵气，我们称之为正气 ，人稟正气赋形而生，即为纯洁、正义之人。天地间还有一种不纯粹的灵气，我们称之为邪气，人稟邪气赋形而生，则是奸人、败类。正邪两气相生相克，如阴阳的同存共生，正 气盛则邪气衰，邪气盛则正气衰，而者互为反背。就人类社会而言，正气盛则正人起，邪气盛则败类生，自古正邪不两立，忠奸不苟同。中国上古圣人所遵奉的道德，就是正气的 一种表现形式。

从历史角度来看正邪两气的消长过程，那么，在华夏大地上，以春秋战国的五百年为过渡期，前推二千年，是正气盛而邪气伏；后推两千年，是邪气兴而正 气消，这就是中国全部的历史。二千五百年实在是一个大周期，中国历史已经历了两个大周期：在第一个大周期中，是正气盛而邪气伏，大地未充分开垦所以灵气充足；第二个大 周期则是邪气盛而正气伏，大地被过度开发导致灵气衰退。现在中国则正准备步入第三个大周期，环境的恢复，是使灵气复归大地的根本，也是正气上升的本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