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在文人群体中都有这样一个观念:举凡报效国家,服务政府的文人都几乎人格卑下,没有气节;举凡投身政府,为国捉奸的武士都是朝廷鹰犬,心地险恶。而文人们高歌奉为圭臬的偶像都是那些与政府不合作的世外高人,或者敢于暴杀政府官员的侠客。一直以来文学塑造的典型形象左右人们的思维倾向,完全忽视不同历史时期的状态而误导百姓视听,实在是不知道自己的把自己的文人“责任”放置在何处?更不明白这群高喊世外气节的文人自己是如何面对国家社稷、民生责任的?
文人为国家政府服务,是文人的自觉地人生选择。在一个国家开明的时期,政府为百姓着想,处处以百姓的利益为最高的执政原则,文人为这样的政府服务,是文人报效国家,实现人生理想价值的最佳途径和快捷方式,是他们实现自我价值的最高目标和最后的人生归宿,应该得到褒奖与赞誉,为什么有些流言蜚语要中伤诽谤这些文人为御用文人呢?难道文人一味地挑起事端,扰乱民心,搞乱平稳生活秩序,才是文人的责任和义务?难道文人要热烈呐喊反抗政府,呼喊打砸抢烧才是文人的敏感与抗争?难道文人一味地冷嘲热讽,讽刺挖苦,才是文人所谓的放映社会现实,为民做主吗?开明稳定的社会是每个人都向往的理想生活方式,在这个历史时期,文人积极讴歌时代成就,热烈拥戴利民惠民的善政,不仅是文人自己良心的直白,更是对政府工作的肯定,同样是文人服务政府与百姓的有效形式。而只有一些不清楚自己责任与义务的盲从者,才常常耳食前人牙唾。不辨青红皂白,指责服务国家、服务百姓的文人为所谓的“御用文人”。
似的,不同历史时期文人与与政府的关系也很微妙。当在位者蒙昧滥杀无辜的时候,当在位者愚蠢自私,荼毒百姓的时候,这个时期文人是应该挺身而出,仗义直言。陆游说:“诸公可叹善谋身,误国当时岂一秦。”但是恰好在这样需要文人大声疾呼的时期,多数文人噤若寒蝉,躲避山林,互相标榜隐逸,以所谓的不合作为借口,高调躲避自己的责任。而真正有良心有责任心的文人则不管任何时间,都会挺身而出,以国家社稷的存亡为最高的目标。杜甫就是这样的例子。他一生忧民忧国。但当农民的起义暴动危机国家安全的时候,他义无反顾地维护国家的最高利益,反对农民暴动。
当然每逢到了执政者完全糜烂无耻,大小官员贪赃枉法的王朝末期,讽刺挖苦称为文人口头禅的时期,这样的政府也的确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讽刺诗流行的时候,就是文人对政府彻底失望而寻求新的政治归宿的时候,也是百姓苦难最为深重的时候,举凡到了这样的历史关头,遭罪最大的是民众的生命财产,损失最大的是全体民众的希望与幸福。而心灵经受烈火烤炙的依旧是有良心的文人。而那些蒙昧的愚者依旧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过着自己的日子。
杨万里说得好:“流到山前无半语,在山作得许多声。”指责别人、批评别人的话语都容易说。只有自己的切身体验才会明白。骂别人服务政府、讴歌成就为“御用文人”的时候,自己也好好的翻阅历史,认真反省一下自己的奋斗宗旨与人生目标,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