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化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文化形态，历数千年而不衰，但是任何一种社会观念，都会随着时代推移而不断变迁，在历史上，“孝”的观念同样经历了曲折的演变。“郭巨埋儿”是怎么炮制出来的？

什么是“孝”，是子女对父母单向的义务吗？是子女对父母完全的顺从吗？如果父母的言行，不符合道德规范，甚至触犯了法律，子女应该持什么样的态度？在历史上，围绕上述问题，“孝”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本文将通过梳理上中古时期“孝”文化的演变，来对“郭巨埋儿”的故事进行解读辨伪，并希望以此为契机，给大众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以思考在新的时代里，需要什么样的“孝道”。

春秋到战国“孝”观念的演变，我们拿孔子和孟子、荀子的观点，来做一个对比说明。在《论语》中，孔子非常强调对父母的顺从，他说：“如果觉得父母做得不对，可以劝谏，但如果父母不听，就不要再坚持己见，而要乖乖顺从，同时也不要有怨言。”他还说：“如果在父亲死后三年内，对父亲定下的各种法度家规不做任何更改（不管他对不对），方可称得上‘孝’。”

除此以外，如果出现“亲情”和“正义”发生冲突的情况，孔子主张以“亲情”为重。有一次，叶公对孔子说：“我的家乡有一个诚实的人，他父亲偷了羊，他就告发了父亲。”孔子说：“在我的家乡，诚实的人与您所说的不同：父亲要替儿子隐瞒（包庇儿子），儿子要替父亲隐瞒。”

在孔子辞世百年后，墨家兴起，墨家对儒家进行了全面的批评质疑，尤其在“亲情”和“正义”的问题上，墨家毫不犹豫的选择了“正义”。《吕氏春秋》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秦国有一个墨家的领袖人物，他的儿子杀了人应当处死，秦王怜悯他年老独子，想赦免这个孩子。但他谢绝了秦王的好意，说：“法律禁止杀人，杀人偿命体现了社会公义，我不能违背社会公义，而徇私情。”坚持让儿子接受法律的惩处。在我们这样一个崇尚集体价值的国度，墨家的“正义至上”的观念，很快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也对儒家造成了严重的冲击，迫使儒家对原有的“顺从”、“相隐”的“孝”观念，进行检讨和改造。这些改变，在儒家主流知识分子，例如孟子、荀子的学说中，充分的体现出来。

孟子认为，做一个道德的完人很难，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充满缺点，如果父子之间，也用“正义”和“道德”相互指责，就会冲突不断，太伤害感情了。但同时，孟子也对“正义”和“道德”表示认同，《孟子》中还特地提到了一个叫匡章的人，他经常批评父亲不道德的做法，父亲很生气，把他逐出了家门，为此全国上下都说他“不孝”，但是孟子却不以为然，依旧和他交友往来。事后他向弟子解释说，匡章以道德自律，可惜他和父亲相处的方式不对，又不被父亲理解接受，痛苦之余，他完全割舍了生活的乐趣，离弃妻儿独居，用一种近乎苦行的方式来自虐，以此作为对自己的惩罚，匡章是道德洁癖，这样的行为不能说是“不孝”，而是可怜可敬。

又过了几十年，到荀子的时候，荀子又往前进了一步，他明确提倡“从义不从父”——儿子对父亲的言行，不能绝对的服从，而要先判断是否合乎情理，而且他还认为在父子关系中，双方都要谨守自己的责任义务，父亲也需要做到“宽惠”、“慈爱”。由此可见，荀子的“孝”观念，已经和孔子有很大的不同，这是因为在百家争鸣的年代，各种新观念的出现，和随之而来的辩论质疑，都迫使原有的“传统”观念进行一番修正。

汉代以后“孝”观念的演变，我们拿“郭巨埋儿”的故事来进行阐发。“郭巨埋儿”，世传有两个版本，一个是西汉刘向的《孝子图》，一个是晋代干宝的《搜神记》。这两本书里，都有郭巨的故事，内容大同小异，大意是说：郭巨兄弟三人，家庭条件富裕，父亲死了以后，两个弟弟要求分家，于是，他把所有的家产，一共两千多万，都给了两个弟弟，自己分文不取，偏偏把老母亲带在身边，靠给别人打工养家。没过多久，老婆生了一个孩子，他担心这小孩成为负担，妨碍他养母，就到荒野里挖个坑，准备把这孩子埋了，挖着挖着，在地里面挖出一罐金子来，里面还有文书写道：“上天赐予孝子郭巨”。

问题来了——既然郭巨的故事两本书讲的一样，我们为什么又要特意用这两个版本来讲解说明呢？这是因为出自不同年代、又看似一致的两本书，其实暗藏了尖锐的矛盾——在经过了几百年之后，晋代的“孝”观念，和西汉的“孝”观念，是大不相同的，换句话说，这两个版本的高度相似，恰恰是不正常的。

我们先来看西汉。众所周知，董仲舒是得到官方认可的西汉大儒，而他的“孝”观念和荀子是非常接近的。董仲舒说，只要是出于“正义”，不听父母的命令要求，并不是不孝。而且他同样认为父亲应该“爱慈”。他甚至还说道： “父亲如果不做一个好父亲，儿子恐怕也难成为一个好儿子（父不父则子不子）”。接下来看刘向，刘向同样是有官方背景的大学者，还曾经主持过多部大型图书的编纂。刘向的生活年代比董仲舒晚50年左右，其时适逢百家争鸣的尾声，和董仲舒时代相比，意识形态与社会风气并没有出现太大的变化。在刘向编辑的《说苑》一书里，有多处“孝”的论述，下以书中曾子的故事示例：曾子在瓜田里劳作，不小心锄断了一棵瓜的根，他父亲大怒，操起一根大木棍就向他打过来，一下子把他打昏在地，过了好久才苏醒过来。孔子得知此事以后，责备他说：“古人挨父亲的揍，要看父亲拿什么家伙，是小木棍儿就乖乖挨揍，是大棒子就赶快逃走，因为暴怒之下，大棒子打人很可能会失手致死，从而陷父于不义的境地。一味的顺从怎么行呢？你想没有想过，杀人将要承担什么样的刑责啊？！”可见刘向并非“愚孝”的推崇者，而且在《说苑》中，还常常提到“慈”，例如：贤父之于子也，慈惠以生之，教诲以成之。显然，刘向的“孝”观念是非常理性的，尤其他提倡的“父慈”，和郭巨埋儿的残酷完全相反。

而晋代的“孝”观念，就与西汉大不相同了，这一时期的 “孝”观念被描述为子女的一种单方向的义务，而且理性色彩日渐淡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改变呢？部分原因是因为儒家成为唯一的官学，缺乏了自我批判与反思的动力，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政治上的需要。鲁迅先生说过，“魏晋是以孝治天下的”，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魏晋两个朝代，都是权臣篡位而来，如果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

迎合了新的政治形势，这一时期的“孝”观念中，更强调单方向的服从，“愚孝”成分越来越多，各种奇葩的孝子故事也纷纷出炉，例如王祥“卧冰求鲤”：王祥早年丧母，遭继母朱氏虐待，但他依旧对父母孝敬，从不懈怠。有一年冬天，继母朱氏想吃鲤鱼，但地冻天寒，河水结冰，上哪儿去捉鱼呢？王祥便赤身卧于冰上，忽然间冰化开，从裂缝处跃出两条鲤鱼。

但是，即使都是“愚孝”，在众多雷人的孝子故事，“郭巨埋儿”还是显得非常另类，这种另类，不仅是其逻辑上存在诸多矛盾，更是因为它与我国的许多传统观念不相符合：

第一个是物质问题，奉养是“孝”的基本要求，从结局上看，老天爷赐给了孝子财富，解决了养老的物质问题，这是这个故事的核心。但是如果真是为了“物质”，让我们回到故事的开始，郭巨分家时，把千万家财都分给两个弟弟，自己一分钱不剩，还主动承担了养老母的义务，这显然是不合理的——郭巨君，你一个穷光蛋，拿什么养老母呢？让你老娘放着好日子不过，跟着你吃糠咽菜就是“孝”吗？

第二个就不是物质问题了，我们知道，对父母的孝顺，除了衣食之养，更要让他们精神愉悦，而子孙夭折的噩耗，往往是对长辈的打击，老太太眼瞅着十月怀胎，好容易等到了一朝分娩，却见不到孙子了，郭巨君，你怎么安慰老娘受伤的心灵呢？所以清代才女沈氏，直斥郭巨是“无端枉杀娇儿命，有食徒伤老母情。”

第三，更为重要的，是在我国传统的“孝”观念中，祭祀先人、追思远祖是一项核心级内容，由于子嗣身上肩负了这一使命，我国人民非常注重子嗣，在我国的社会文化中，无子或少子普遍被认为是巨大的不幸，孟子更直白的声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因而，这种“绝后奉母”的情况，非常难于理解。

显然，郭巨的行为，和传统的“孝”观念是不相符的。除此以外，这个故事还有若干不能自圆之处，下举其二：

1.我们不能只看到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更要检讨事件产生的动机，因为在所有的神话传说中，只有人类的行为是出于高尚的动机，聪明、仁义、正直之神，才能给予奖励。但是检讨郭巨的动机，仅仅是他觉得这个（意外的？）婴儿成为累赘，妨碍了他行孝，因而要加以屠戮——那么，请问郭巨君，你老婆怀孕，挺着个大肚子需要照料的时候，你就不觉得她是你供养的负担吗？你为何不把她也刨个坑埋了呢？如果真是完美人格的道德自律者，你完全可以学习战国的匡章，休掉妻子，独自奉养老母，没羞没臊的搞出个孩子来，还有脸讲什么“道德”？我呸！再说了，如果你确实觉得养儿耽误时间，疏于养老，那就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就算上天赐你“黄金一釜”，这孩子同样还是“妨碍供养”，该埋还得埋。

2.至迟从春秋时期起，爱人利物的“仁爱”思想，成为我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理念，像“郭巨埋儿”这样，毫无理由的杀一个无辜者，而又受到正面歌颂，从春秋后期中华文化定型以来，这是绝无仅有的一个，相反，在各种文献典籍中，都充满了对生命的关爱，残害生命的行为，则普遍受到谴责与鞭挞。相传孔子曾说过“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来表达他对以人殉葬的憎恶，孟子则说到，恻隐之心是人的本能，他还举例说，如果眼看着一个孩子就要掉到井里，不管我们和这个孩子认识与否，我们所有的人都会生起恻隐之心——请问郭巨君，当你对着一个无辜的婴儿下毒手的时候，你的恻隐之心哪里去了？

上面是文化背景、社会观念角度的一些观察，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古代法律对于“杀子”行为的态度。

在近年出土的文物中，秦代竹简《法律答问》里，有关于“杀子”的记载：“擅自杀子，应在脸上刺字，并罚做苦役。如新生儿身体健康完好，不加养育而把他杀死，以杀子论处。”汉代竹简《律令》中，也有相关条文：“父母殴打其子致死，应当抵罪。”这些证据清晰的表明，在我国上古时期的法律中，杀子、杀婴行为，是要受到严厉惩罚的。

综上，无论我国传统文化，还是社会生活环境，都是难以孕育出这样的思想的。如果我们不能从本土找到它的来源，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外国思想输入所致，而在国外的许多宗教仪式中，都有过用活人祭祀的现象，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圣经·旧约》中，亚伯拉罕“杀子献祭”的故事，“郭巨埋儿”很可能是对这个故事的抄袭模仿：神要试探亚伯拉罕，就命令他说：“你带著你独生的儿子，把他献为燔祭。”亚伯拉罕很顺从的做了。但当他到了献祭的地点，正要杀他的儿子献祭的时候，天使止住了他，说：“不要在这孩子身上下手，你通过了考验，神为你预备了一只公羊，来代替你的儿子。”随后，天使又传达神谕：“你是敬畏神的，神必赐大福给你。”

今人常常称道唐王朝开放包容的气度，但实际上自从张骞、班超通西域之后，中原地区和西方的交往就一直较为频密，不仅“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同时国内还出现了许多外国传教士（佛教即是此时传入我国），亚伯拉罕“杀子献祭”的故事，是很有可能随着大量外籍人士进入我国，而传到中原地区来的。由于我国历史著作偏重于政治，典籍中商业及宗教的记载非常匮乏，近代以来，大量出土文物的发现整理，弥补了文献上的不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初英人斯坦因在敦煌附近，发现了8件写于4世纪初（西晋末年）的粟特文信札，从中勾勒了活跃于我国内地的一个庞大的粟特籍（地处中亚）商业网络。据信中记载，在敦煌、酒泉、姑臧、金城、长安、洛阳、黎阳、南阳、淮阳、蓟城等大中城市都有粟特商人的足迹，仅黎阳一地就住着一百多个粟特人。从这一发现，可以窥见其时在华外商的规模，也证明了中原地区对西方的开放姿态，而西汉到东晋这段时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丝绸之路都是畅通的，这期间，不计其数的商品与信息在丝路两端传递，这个《圣经》故事，完全有可能经由行走于丝路的犹太人和基督徒传播而来。

对比两个故事，虽然两者框架近似，但《圣经》里的“杀子献祭”非常自然，是神对他的试探，是来自外部的命令下的被动行为，背后有超自然者在控制着整个局面，“埋儿奉母”则拼凑的非常勉强，完全是一个主动的、不可思议的愚行，而这么残酷愚蠢的行为，居然还“感动”了上天，真可谓“画虎不成反类狗”。

显然，“郭巨埋儿”既不可能发源于本土，也不可能是一种理性时代的产物，我们认为，它的造作，是受到外国思想启发影响，它的流行，是由于魏晋政府对“愚孝”的鼓励和推崇。

再回过头来看这两个版本，我们认为，所谓的“《孝子图》”，是一本假托刘向之名的伪书，“郭巨埋儿”是后世的冒进之徒，加在这位著名学者身上的污名。尤为可笑的是，为了凸显郭孝子身上的“正能量”，《孝子图》里还加了点猛料：“邻居家有几间凶宅，没有人敢住，于是郭巨欣然过去住，果然无灾无病”——真尼玛包装出来的“孝子”，郭巨君，我想问问你，拉着老太太住凶宅，不怕你老娘晚上做恶梦啊？！

近年来，在我国国力日益增强的大背景下，复兴与弘扬传统文化，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的普遍共识，但我们也注意到，一些披着中华文化外皮的外来文化糟粕死灰复燃，给群众学习接受正统中华传统文化文化带来困惑，也不利于我国正统文化向世界的推广，因此，对历史文化遗产加以甄别整理，也越发显得紧迫起来。本文的探讨，是在这方面做出的一个尝试，相信去除掉笼在故纸堆上的蛛网尘垢之后，真正的理性价值更经得住推敲。同时，作者也希望以此文，给公众带来一点启发思考，如果大家能以客观理性的态度，来看待与扬弃传统文化，我们的这份宝贵遗产，必将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全人类的共同福祉做出更大的贡献。（原名《简谈上中古时期“孝”观念的演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