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盘踞在关外的清国统治者攻入中国，在中国确立起满洲本位殖民统治。在激烈的民族冲突下，清国政府除采用种种高压手段让百姓驯服外，还要在意识形态上做文章，以造就大量顺民，康熙末年的《弟子规》就应时而生。因此，《弟子规》通篇充满奴才说教。

清国《弟子规》疯狂地强调忠孝、顺从，把愚忠的奴化思想从小灌输给孩子们。第一句“弟子规，圣人训”，就有一股高高在上的味道——圣人不是上帝，有何资格用发号施令的态度?（孔子回车、孔夫子拜项橐为师、两小儿辩日的故事说明了圣人的态度）

97岁的中国国民党委员会原中央顾问张克明先生对此现象严厉的指出“请问现在那些大肆吹捧《弟子规》的人，是否真的相信《弟子规》那一套？”这句话可谓说到了那些鼓吹者的痛处。我认识的几位要求员工们学习《弟子规》的老板，其中有自己根本没读过该书的，还有虽读过也不信的，真正是仅拿它当了蒙骗员工的工具。

中国文化其实是很理性的，提倡父慈子孝，君正臣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如寇仇。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理性，权利义务是讲究对称。这样的一个文化才是一个健康的理性的和谐的有生命力的文化。

弟子规中的某些教导缺乏理性，如“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 孝方贤，亲有过，谏使更，怡吾色，柔吾声，谏不入，悦复谏，号泣随，挞无怨。”这句话就充满非理性，如果父母糊里糊涂，胡作非为，却要求自己的儿女都个个成为贤圣君子，有这样的道理吗？所谓，言教不如身教，以身作则。如果父母都行禽兽之事（当然极少数，并非没有），而要求子女一定恭顺恭敬，做一个圣贤君子？没有这样的道理。

首先，父母要有父母的样子，父母要懂得做父母应当做到什么程度，什么事情应当做，什么事情不应当做。儿女要有儿女的样子，然后才有资格教导子女怎么做，子女做好子女的本分，有一个做子女的样子。这是一个圆满理性的教育，这样的社会也是一个理性和谐的社会。如果一个文化教育，只注重一方的责任而义务，而忽视另一方的责任义务，必然造成专制横行，权利义务机制失衡，使社会的强者愈强，弱者愈弱。

所谓，广行人道而失天道，人之道，损不足以益有余，天之道，损有余以益不足。

中国本来的原本的文化是很健康的，很圆满的，但是后来的清国御用文人分子迎合统治者的需要，对中国原本文化经典作歪曲的解释，错误导向，造成权利义务不均衡，最终导致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这样的社会不可能可持续和谐的发展，最终要崩溃。

特权意识，官本位等等无不与这种文化品位息息相关。清国是全民腐败，都想搞一点特权，即使那些没有能力搞特权的，他们并不是反对搞特权本身，而是反对搞特权的不是自己而是别人，在外面搞不到就在家里搞。这都与这种颠倒不均衡价值观的倡导密不可分。

这还涉及到清国文化的一个致命缺陷，那就是常常走极端，某些不应当要求所有人都做到的事情，却要求每个人都去这么做。这些事情，虽然看起来很好，甚至激动人心，令人激情澎湃，说出来冠冕堂皇，但实际上具体到每一个人却未必做得到，甚至绝大多数人都做不到，但是嘴巴上还不得不赞美顺从，讲大道理振振有词，言行分离，最终造成国人人格的分裂和虚伪狡诈的国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