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退山）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古代史就是一部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游牧胡族对中国的千年侵略史。在上起商周，下讫宋明的数千年伟大而波澜壮阔的反侵略战争中，以蒙古高原为中心如走马灯般轮番出现犬戎、匈奴、鲜卑、羯、氐、羌、突厥、回鹘、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瓦剌、鞑靼、满洲等多个凶悍的胡人部族。这些胡人部族以放牧或渔猎为生，民如鸟兽，四处迁徙，弱则卑伏，强则寇盗，时刻威胁着中国的安全。在如此频繁的外部威胁和侵略下，自周秦汉唐以降，汉民族以一族之力击溃了一波又一波南侵的胡人铁骑，熬死了一个又一个草原胡族。数千年来，除了近古刚刚崛起、现已残途末路的蒙古和满洲之外，其他能与汉族抗衡的胡族均已灰飞烟灭，消失在茫茫的历史烟尘之中了。但是汉族还是当年的汉族！汉民族用事实证明：皇汉民族才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当之无愧的战斗民族！【注：“皇汉”即“辉煌的汉民族”。“皇”通“煌”，非为“皇帝”之义。】

人有失手，马有漏蹄。自商周以至宋明，汉民族既有封狼居胥、完胜北胡的高光时刻，也有北胡猾夏、剃发易服的至暗时刻！从五胡乱华开始，历契丹、女真南侵，至蒙元和满清对华夏的彻底占领，汉民族失去了主宰本民族命运的权柄，文明逐渐胡化，精神逐渐萎靡。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帝国的殖民统治，但却没有肃清满清奴才殖民文化，未及振奋汉人的精神。后来满清遗民勋旧勾结日寇，阴谋不轨。

随着日本的投降，伪满洲国草草落幕，满遗一度有所收敛。但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满遗乘“解放思想”之机暗度陈仓，利用影视传媒使满清借尸还魂，一时间辫子戏和阎崇年们轮番霸屏，《狼图腾》输血论甚嚣尘上。以满遗为主力的伪文化人利用其把持的影视传媒和学术平台，大肆打压反映汉族历史文化的影视和文艺作品，不遗余力地诋毁汉族先贤，动摇炎黄信仰，炮制汉族混血论、南北汉族不同论，以期虚无化，并最终分化、瓦解汉族。伪文化人们除了频繁推出各种美化满清暴政的影视剧之外，甚至还以学术研究为幌子，大肆贬低汉族历史，盗窃汉族文化，抢夺汉族名人，赞美胡人入侵，美化胡人统治！在错误历史及其史观的误导下，广大汉人学会了不站在汉人的立场看问题，而是站在胡族征服者的立场来看问题，人云亦云地将蒙元和满清等胡人征服帝国对中国的灭亡说成是“少数民族统一中国”，将满清“剃发易服”和对汉族人民的屠杀和奸淫说成是“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真是咄咄怪事！

鉴于此等乱象，汉族人民有必要廓清错误历史和史观，重新了解以满洲为代表的西伯利亚通古斯-蒙古系渔猎、游牧民族的历史和南侵史，重新审视华夏两次彻底亡于北胡的悲惨历史和教训，重新认识汉民族千年反侵略战争的伟大意义，重振汉族雄风！

通古斯人，指当代和历史上曾广泛分布于北亚的西伯利亚地区，及流浪到东北亚的外东北和内东北、朝鲜东北部、库页岛和北海道岛的，起源于今俄罗斯西伯利亚叶尼塞河流域通古斯和贝加尔湖地区的一些种族和文化具有亲缘关系的民族的泛称。数千年里，通古斯人从其祖源地出发不断向东、向南迁徙到北亚和东北亚的广大地区，甚至有一部分通古斯人向东越过白令海峡来到美洲北部阿拉斯加极寒地区，也有极少数的通古斯人向西迁徙，最远到达北欧巴伦支海沿岸地区。

“通古斯”这个词最早出现于近代的俄罗斯，有“蓄猪之民”和“东方之人”的含义。尽管俄罗斯人给通古斯人冠以“畜猪之民”的称谓，但实际上通古斯人在近代以前的数千年里一直是以捕鱼、狩猎和畜养驯鹿为生的。他们居无定所、四处迁徙，数千年里一直处于原始社会父系氏族公社阶段[1]，普遍信仰原始萨满教（俗称跳大神）。经过漫长的历史淘洗，如今的通古斯人仅具体包括：分布于今俄罗斯中西伯利亚、东西伯利亚和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俄罗斯境内的奥罗奇人、那乃人（都是赫哲人，即原女真人的一支）、乌底盖人、乌尔奇人、雅库特人（都是原女真人）；分散于黑龙江以南、乌苏里江以西中国境内的满人、锡伯人、赫哲人、鄂伦春人、鄂温克人；以及零星散布于今俄罗斯库页岛和日本北海道网走的鄂罗克人等。

通古斯系渔猎部族和蒙古系游牧部族的栖居地紧紧相邻，两者在生产、生活方式上略有差异。因天然的地缘关系，两系民族彼此在文化和种族上相互交融，至中国明朝以后基本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步，在生产和生活方式上，我们也不能一刀切地说通古斯系就一定是渔猎、而蒙古系一定是游牧。真实的情况是渔猎和游牧的生产、生活方式在通古斯系和蒙古系民族中均不同程度被采用，唯一不同的是，通古斯系民族的渔猎生产占比远远高于蒙古系，而蒙古系民族的游牧生产占比则远远高于通古斯系，因而本文将这两大系民族统称为通古斯-蒙古系渔猎、游牧民族。

一般而言，通古斯系民族主要活动在西伯利亚亚寒带针叶林区和苔原地带，他们居无定所，以畜养驯鹿、养猪、狩猎、捕鱼为生；而蒙古系民族主要生活在气候条件相对较好的南部温带草原，以畜牧业为主。相对来说，蒙古高原草场较为丰茂，生存环境较北方西伯利亚极寒地带略为优越，且其更加接近中国、方便接受汉族先进文明成果，故而社会发展程度也相对较高，在铁木真统一蒙古系前后已普遍处于奴隶社会阶段。13世纪中后期铁木真的后人征服并统治了中国，蒙古社会得以快速发展，并一度步入封建社会，但在14世纪中后期蒙古败退漠北之后，便再次退回至奴隶社会。当然，以蒙古高原为中心，囊括临近部分西伯利亚的广袤区域也曾是突厥系部族的活动范围，但随着匈奴、突厥和回鹘等突厥系骨干势力在中国的持续打击下接连覆灭和西迁，以及随着以鲜卑（蒙古系）、靺鞨（通古斯系）、契丹（蒙古系）、女真（通古斯系）、蒙古（蒙古系）、瓦剌（蒙古系）、鞑靼（蒙古系）为代表的通古斯-蒙古系的粉墨登场，突厥系就基本被排挤出了蒙古高原和西伯利亚。

由于西伯利亚的苦寒，中国人除汉朝和唐朝迫于匈奴和突厥南侵的压力，曾主动深入漠北打击其侵略势力外，很少大规模北上进入该地区。中国人也曾管理过西伯利亚这些贫瘠落后的地区，但对该地区的管辖一般采用“以夷制夷”的羁縻统治方式，并没有直接干预当地人的生活。因此，该地区一些零星的中国文明的影响大多是经由蒙古高原间接传到这里的。

由于通古斯-蒙古系部族渔猎、游牧的西伯利亚极寒地区远离南方的中国、印度、地中海沿岸等文明中心，文明成果难以抵达，加上本地恶劣的自然环境难以催生出一种发达的本土文明，社会发展极为缓慢。因此，从中国周王朝至明末的2700余年时间里，西伯利亚本地的通古斯部族几乎一直处于原始社会，只有南下至黑龙江流域（外东北和内东北）的一些通古斯部族进入到奴隶社会。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生活生产方式所决定，通古斯人形成了与中华文明迥然不同的渔猎、游牧文明形态，并以外东北为基地频繁南下中国，以军事手段对中华文明形成激烈的冲击。

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的通古斯-蒙古系渔猎、游牧部族曾多次南下侵扰，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通古斯-蒙古系渔猎、游牧部族的南侵总体分为两条路线：其一是以蒙古高原为基地，从东起辽西走廊，西至河西走廊的长城一线展开的。比如匈奴[2]、突厥[3]、蒙古[4]的南侵，这些民族往往是活跃在蒙古高原上的游牧部落。其二是从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地区东进到黑龙江两岸至外兴安岭的内、外东北地区，继而南折进入内东北南部，然后以此为基地发起攻击的。这些民族往往是起源于蒙古高原以北的西伯利亚通古斯系渔猎部族。

以蒙古高原为策源地的匈奴汗国（突厥系）、突厥汗国（突厥系）、蒙古汗国（蒙古系）三波蛮族在南侵中国之前，其社会已经步入奴隶社会，在蒙古高原上建立了强大的军事帝国，进而以此为基地对中国展开强攻，受中国国势制约，两败一胜，过程较为简单。

这里着重梳理一下从西伯利亚流浪到东北亚黑龙江流域的渔猎部族南侵的过程。剖析不同历史时期鲜卑（蒙古系）、靺鞨（通古斯系）、契丹（蒙古系，源于鲜卑）、女真（通古斯系）、满洲（通古斯系）[5]等渔猎、游牧部族的南迁史，可以发现其惊人的相似性。

通古斯渔猎部族从西伯利亚高纬度极寒地带出发，一般沿着适合渔猎生活的森林地带迁徙。他们大多首先抵达外兴安岭以南的针叶林地带，再向南进入东北大平原。南迁的过程大致可以分解成四个目标：一、客居外东北（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二、入主内东北（黑龙江以南，辽西走廊以北）；三、占领中国北方（辽西走廊以南，秦岭、淮河或长江以北），四、征服中国南方（秦岭、淮河或长江以南，中南半岛以北）。

我们以通古斯满人南侵中国的经过为例，管窥一下渔猎部族南侵的规律。

通古斯人的祖先在数万年以前居住在今天的西伯利亚叶尼塞河流域通古斯地区及贝加尔湖畔，他们在那里循序渐进地完成了原始社会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最初的所有发展阶段。在此期间，通古斯人不断向周边迁徙扩散。这里我们主要谈谈东迁部族的动向。

通古斯系民族向东迁徙的始发地是贝加尔湖地区，东迁分为不同批次，一波一波推进到今黑龙江上游、黑龙江中游、牡丹江和乌苏里江流域一带的内外东北地区（这一地区在明代为奴儿干都司管辖区）。近代最后一批进入该地区的通古斯人即为满洲，他们在此稍作停留后，继续南进至内东北的东南和朝鲜东北部一带，并窜至传统的汉人聚居区——辽东。

内东北南部的地理和自然环境明显好于通古斯人的起源地西伯利亚及他们客居的外东北。而且这里接近中国和朝鲜，便于与文明世界交换物产，并学习先进技术和文教制度，由此，这支南迁的通古斯人开始了半汉化的过程。通古斯人在内东北南部落脚后，社会面貌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并完成了由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的转型，开始建立军事汗国，将内东北经营成进一步南侵的基地。至此完成南迁中国的第一、第二阶段目标。

正值用人之际，蓬勃扩张的通古斯部族为了弥补自身人口的不足，在南迁途中不断吸纳、收编散居的其他部族。建立军事帝国后，更大力发动侵略战争不断掳掠中国、朝鲜和蒙古等附近民族的人口为奴，并把掳掠到的数量惊人的人口强制同化到通古斯部族中，最终形成一个以通古斯为本位的八旗军国主义混血移民集团——满洲。与此同时，这个尚未完全进入文明世界的半汉化蛮族在其野蛮征服欲望的驱使下，凭借渔猎和游牧部族所擅长的骑射技术和骑兵力量，以进军中原为目标，伺机突入辽西走廊，并最终占领华北，进而突破长江防线，征服南中国，彻底完成了通古斯人南侵中国的四部曲。

在中国明朝末年的分裂政治局面中，清国大兴权谋，在以汉制汉、各个击破的策略下瓦解了中国各派抗清力量，凭借其捉襟见肘的兵力非常侥幸地征服了整个中国，令人扼腕不已！但，不一定每拨南迁的渔猎、游牧部族都能得到恶神的眷顾！受中国内部政局之制约，鲜卑、契丹、女真只完成了前三阶段目标，在入主中原的时间里，其冠服制度和民族文化均被汉化，最终消失在历史的茫茫烟尘之中；靺鞨仅完成了前二阶段的目标，因唐帝国的强盛，靺鞨人建立的渤海国没有南侵的机会，最终油尽灯枯，灰飞烟灭；唯独满洲似乎受到穷奇（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四凶之一）的庇护，完成了全部目标！中国由此跨入继蒙古大征服之后的第二次彻底沦亡期。

由于西伯利亚远离文明中心，当地部族与外界的交流十分贫乏，加上贫瘠的土地和苦寒气候无法孕育出一支独秀一枝的文明体，数千年来当地通古斯社会一直处于原始社会阶段[1]。直至16世纪以来，部分南迁至今中国东北地区的通古斯部族才呈现出向奴隶社会过度的迹象。严酷的生存条件，渔猎的生产方式决定了通古斯部族必定要不断向离他们最近的、生存环境优越、文明高度发达的中国迁徙，而且每一拨南迁浪潮最终都以在中国定居下来而告终。

在中国定居下来后，通古斯人往往受中国文明的影响，在短期内完成从落后民族到进步民族的蜕变。文明的交流是双向的，对于中国来说，这些通古斯人也将他们落后的渔猎习俗及生活方式带到了中国，一旦他们统治了中国，必然会用他们那一套政治、经济、文化习俗来改造中国，对中华文明形成强烈的冲击。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通古斯人理所当然地要以其原始野蛮的方式对中国进行强制殖民地化改造，导致中华文明的变异和中国的蛮夷化。

以通古斯满洲入主中国为例，为了防止流亡到海上的中国抗清武装的抵抗，清国殖民政府对外实现闭关锁国政策，对内实行防汉制汉政策，终于导致被殖民国——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各个领域的全面倒退！下面分而述之：

中国曾长期被尊称为衣冠上国、礼仪之邦，华夏冠服制度是承载中华礼仪文明和中国精神的重要载体。而清国殖民者处于同化汉民族，泯灭汉民族意识，永远殖民于中国的目的，用铁血手段推行文化灭绝政策，以满衣制替代汉衣制，是近代中华文化变异的第一步，是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重大事件！

早在清国入关之前，辽东汉民就已饱尝剃头之祸，清国占领中国之后继续推行此政，遭到汉族人民的强烈反对。清国征服者鉴于其立足未稳，被迫宣布收回成命，然而这一政策并未就此完结，当清国统治者认为天下大定之时，立刻以民族征服者的姿态，悍然下令兵锋所至之地的男性官民一律剃发。

当剃发令依次达到江南各地之时，人心大哗，群起抗命，清廷随之进行残酷镇压。面对野蛮凶残的侵略者，中国士民进行了空前的殊死抵抗，清国征服者依靠血腥手段，制造了诸如"扬州十日"那样数不清的血淋淋的暴行，一时间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尸积成山、血流成河，最终成功地在中华大地以通古斯游牧部族的金钱鼠尾发式取代了中国男子束发于顶的传统发式，以通古斯旗装马褂代取代了中华衣冠。

顾诚教授（荣获国家图书奖和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的《南明史》作者）云：“清廷统治者把不肯放弃本民族长期形成的束发、服制等风俗习惯的汉族官绅百姓视为‘逆命之寇’，一律处斩，这种凶残暴行在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6]”自此，在世界文明中独树一帜的中国五千年衣冠文化毁于一旦！

通古斯人征服中国期间推行了极其残暴的屠杀政策。清国侵略军兵锋所至，倘中国百姓稍有反抗，城破之日，不论老幼统统沦为刀下之鬼！

清国统治者从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爱新觉罗·皇太极到爱新觉罗·多尔衮，都以凶悍残忍著称于史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句话对他们不完全适用，因为他们的做法通常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就是说一遇抵抗，破城得地之后不分军民，不论参与抵抗或未参与抵抗，通通屠杀或掠为奴婢。

努尔哈赤在辽东对汉民的屠戮，皇太极时三次深入畿辅、山东等地的屠杀抢掠在许多方志中都有明确记载，连文字狱闹得最厉害的爱新觉罗·弘历（乾隆）时期的御用文人纪盷也在《阅微草堂笔记》里透露了他一家在清军屠刀下的遭遇[7]。多尔衮入关之初，为了取得汉族官绅的支持曾一度有所收敛。但从顺治二年四月遣兵南下开始即以民族征服者自居，杀戮立威，演出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屠城悲剧。“扬州十日”、“嘉定屠城”因为有专书记载而为世人熟知。此外像1649年（顺治六年）郑亲王济尔哈朗占领湖南湘潭后的屠城；同年平定大同总兵姜瓖为首的山西反清运动，不仅大同全城军民屠戮殆尽，连“附逆抗拒”的州县也一概屠杀，这类血淋淋的事例在史籍中屡见不鲜，充分暴露了清国征服者标榜的“吊民伐罪”的伪善。

清国爱新觉罗·福临（顺治）六年正月，多尔衮曾道貌岸然地说：“君，父也；民，子也。父残其子，情理之所必无。况诛戮所以惩有罪，岂有无故杀人之理……[8]”但几天之后，他就传谕围攻大同的清军：“……筑墙掘濠，使城内人不能逸出，然后用红衣火炮攻破，尽行诛戮！”[8]

人类社会是由男性和女性共同构成的。大到社会，小到家庭，女性承担着繁衍后代的重任，更肩负着传续基因的使命。因此，一个正常的民族必然会通过种种伦理纲常限制女性的性行为，以保持本民族基因在种族竞争中的强势地位。与此同时，保护女性免遭外人蹂躏也是一个正常民族和正常男人的起码反应！更是一个正常民族和正常男人的起码自尊！

而清国入主中国之后，史籍上记载的诸如：“大家闺彦及民间妇女有美色者生虏，白昼于街坊当众奸淫，……有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9]；“次第就押床淫之，复植木桩于地，锐其表，将众姬一一签木桩上，刀剜其阴，以线贯之为玩弄，抛其尸于江上。”[10]等等血淋淋的兽行不计其数！其行径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

1644年（清国顺治元年十二月），以多尔衮为首的清国征服者为了自身私利和解决移都北京后大批满族居民迁移入关定居的生计，发布了圈地令。名义上是把近京各州县"无主荒田""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11]，实际上却是不分有主无主大肆侵占畿辅地区汉族居民的产业。圈地之外，又有所谓的"投充"。它既是清国奴役汉族人口的重要途径之一，又为进一步侵占汉族耕地房产大开了方便之门。

投充旗下为奴本来的意思是，畿辅地区大量土地既被满人圈占，原住汉族百姓被剥夺了资生之业，清国征服者及官兵自己又不从事耕作，清廷乃以"为贫民（指满族贫民）衣食开生路"为名听任汉人投入旗下以奴仆身份耕种田地。[12]这在生产关系上较之汉族居住区早已盛行的租佃制是一种倒退，劳动者变成了农奴，人身依附关系大大加强了。何况自愿投充很快就变得面目全非，许多地方都出现了"满洲威逼投充"，或"耕种满洲田地之处庄头及奴仆人等将各州县村庄之人逼勒投充，不愿者即以言语恐吓，威势迫胁"[13]。

满人采取这种赤裸裸的掠夺方式，侵占了数量惊人的土地和汉族劳动力，过着衣租食税的生活。他们之中的达官显贵所占耕地人口尤多，一般都委用"汉人悍猾者"充任庄头[14]，有的还授予庄头低等品级的官员顶戴，既便于管辖庄园内的农奴，又可以抵制州县官的箝束，借以保证源源不绝的剥削收入。这就是清国殖民征服者在畿辅地区建立的一种民族利己主义的新秩序。

缉捕逃人是清国初年推行的另一项恶政。尽管它引起汉族官民的激烈反对，清国统治者为维护满族利益却顽固地坚持，成为朝野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

逃人问题的出现由来已久。明朝末年清军在辽东和深入畿辅、山东等地的多次战役中，俘获了大批汉族人口，他们被分赏给旗下充当奴仆。仅1638年（中国崇祯十一年冬至十二年春），清军在畿辅、山东一带就掠去汉族士民四十六万二千三百余人[15]；1642年（中国崇祯十五年冬至十六年夏），清国侵略军再次深入畿辅、山东，"俘获汉人三十六万九千名口"[16]。入关以前，清军先后俘掠的汉族人口至少在一百万以上。当时就有不少人忍受不了虐待和思乡之苦，寻机逃亡。清国征服中国以后，在征战过程中又掠得大批人口[17]，加上圈地和投充被抑逼为奴的人数激增，满洲八旗魁首和兵丁侵占的庄园和家内劳动都是以落后的部族制强迫旗下奴仆承种、服役。被驱迫为奴的汉人本身既过着毫无自由的牛马生活，子孙也被称为家生子儿难以摆脱世代受奴役的命运。他们之中一部分人因走投无路而悲愤自尽，而更多的人则走上了逃亡之路，其中不少是在战争中被掠为奴的汉人，思家心切，盼望有朝一日能挣脱枷锁，同家乡亲人团聚。于是，旗下奴仆的大批逃亡在清国前期的华北等地愈演愈烈。1646年（顺治三年五月），多尔衮在谕兵部时说:"只此数月之间，逃人已几数万[18]。"

旗下奴仆的大批逃亡直接影响到满洲各级人等的"生计"。清廷为维护满族利益和自身统治，严厉地推行"缉捕逃人法"。"捉拿逃人一款，乃清朝（清国）第一急务"。朝廷专门设立兵部督捕侍郎负责追捕审理，地方官也以缉捕逃人作为考绩的重要标准。由于"逃人"是满人的劳动力，满人自然不愿意自己的"财产"蒙受损失，由满洲征服者制定的缉捕逃人条例的特点是薄惩逃人，重治窝主。

雷厉风行地缉捕逃人给汉族百姓带来无尽灾难。如顺治十年淫雨成灾，"直隶被水诸处，万民流离，扶老携幼，就食山东。但逃人法严，不敢收留，流民啼号转徙"，惨不忍言[19]。魏裔介作《哀流民歌》云："田庐水没无乾处，流民纷纷向南去。岂意南州不敢留，白昼闭户应蹲踞。檐前不许稍踟蹰，恐有东人不我恕。上见沧浪之天，下顾黄口小儿，命也如何！……彼苍者天，哀此黎庶[20]。"[21]

清国入主中国后，把北京城墙内的汉族居民不分官绅贫富贵贱统统赶出去，把北京城内变成清国八旗保留地，城内的房屋，从皇宫到达官贵人的豪宅到老百姓的四合院，被满洲人统统没收。原来的居民，被赶出去后只能居住在前中国嘉靖年间才扩建的南城，南城一时间人满为患，实在住不下就只能住城外农村了。而且这近百万汉族人被赶出去的时候，家具都不能带几件，金银钱财都被抄没，清国八旗拎包入住！

类似的情况又发生在所有清国八旗驻防的城市，如西安满城、潼关满城、宁夏满城、凉州满城、庄浪满城、太原满城、右玉满城、绥远满城、归化满城、开封满城、青州满城、德州满城、荆州满城、广州满城、福州满城、江宁满城、京口满城、杭州满城、乍浦满城、成都满城等。凡是有八旗驻防的地方，要么全城房屋没收，如果兵力不多，就把城内最好的地段没收圈占，原来居民统统赶走，然后把圈定的满城区域重新加固城墙，成为大号的“鬼子炮楼”。比如在南京，江宁满城圈占的是原明朝南京皇城；杭州满城圈占的是西湖边最好的一块城内地盘。八旗兵在西湖边放马，污水把西湖染得发臭变色，砍伐西湖的古树名木用来烧柴，一时间把西湖搞得破败不堪，闻者伤心，见者垂泪!

满城的最高长官是“将军”，整个满城和将军都自成一体，不归地方官管理，将军可以直接向清国魁首上书和密折，每月初地方官要带领所属官吏去满城集体给将军磕头请安。满城内，旗人专事锻炼军事技能，不经营商业、手工艺等；旗人在满城的房屋禁止出售给城外汉人，除货郎外其他汉人不许进入满城，更不可留宿，以防汉人进入满城。旗人不准与汉人通婚。凡涉及旗人的刑事案件归旗人的理事厅管理。满城内的旗人不事生产，衣食来源全靠城外汉人的税收，如果税收不足，还可从清国朝廷领取帑金，日常饮食起居也有汉族奴婢伺候，生活可谓优哉游哉！

据第二次鸦片战争进入满城的英国军人记述：“在满人居住区里，所有的艺术形式和物产全都汇集于此，正如在巴黎可以感受到全世界的风情一样。王公贵族们则居住在皇宫周围，那里有各种可供他们享乐的方式。……离开满人区，来到汉人居住区中进行参观时，仿佛从最高雅的诗歌降至最粗俗的散文，落差极大。在这里，天朝的百姓们过着平常的生活，完全置身于朝廷和御林军的政治影响力之外。……该区人口众多，生活着工人、无产者和一大批穷人。这里的街道嘈杂不堪，过往的行人大多衣衫褴褛，让人不禁心生怜悯。当地居民的贫穷程度已达到极致。[22]”

由于满城旗人衣食无忧，普遍没有储蓄的概念；同时，在优渥的生活条件下，人口逐渐繁衍，按汉人人头征收的苛捐杂税也越来越难以满足满城旗人的开销，终于在爱新觉罗·弘历（乾隆）时期出现了“八旗生计”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爱新觉罗·弘历下令除广州满城尚留1500名八旗汉军，新疆尚有八旗汉军外，其他各省如驻福州、京口、杭州、绥远、凉州、庄浪、西安等地的八旗汉军一律出旗为民，逐出满城，总计20余万。此举大大缓解了财政压力，虽然八旗汉军吃了大亏，但总算于满人无损。不过，令八旗汉军出旗终究治标不治本，到了嘉庆年间，“八旗生计”再次出现问题，但不久清国便遭遇了欧洲列强的掠夺，“八旗生记”问题无果而终。

总而言之：满城是建立在中国土地上的清国殖民军据点，是镇压中国人的基地。满城制度从清国初年一直持续至辛亥革命，延续260多年，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城市模式！

在清国殖民者的残酷屠杀和奴役下，大陆汉族官民与以台湾为抗清基地的郑成功部抗清势力遥向呼应，坚持抗战。1659年，郑成功、张煌言率领舟师展开长江战役，这一以光复中国为目标的战役虽然遭遇了重大挫折，但其政治影响却不可低估。大江两岸汉族缙绅百姓的群起响应，使清国统治者不寒而栗，他们感到当务之急是不惜一切代价切断汉军同各地居民的联系。

1661年（清国顺治十八年）清廷断然决定实行大规模的强制迁徙濒海居民的政策，史称"迁海"。沿海迁界令发布以后，清廷于1661年（清国顺治十八年）八月派出官员前往各省巡视"立界移民"。从这年九月起就随着钦差大臣的来到，各地雷厉风行地把濒海居民驱赶进内地。

迁海自始至终都是以极其野蛮的方式摧残沿海居民的一场骇人听闻的暴行。清国殖民政府画地为牢确定所谓的"边界"以后 ，就以极其蛮横的手段驱赶界外的居民进入内地。迁徙的时间规定得非常短促，一般是三天，过期派官兵驱赶。为了断绝迁民后顾之心，界外的房屋全部焚毁一空。当时人留下的记载说：“初，（广东香山县）黄梁都民奉迁时，民多恋土。都地山深谷邃，藏匿者众。平藩（平南王尚可喜）左翼总兵班际盛计诱之曰点阅，报大府即许复业。愚民信其然。际盛乃勒兵长连埔，按名令民自前营入，后营出。入即杀，无一人幸脱者。复界后，枯骨遍地，土民丛葬一阜，树碣曰木龙岁冢。木龙者，甲辰隐语也。”；“先画一界，而以绳直之。其间有一宅而半弃者，有一室而中断者。浚以深沟，别为内外。稍逾跬步，死即随之。”居民被驱赶入界以后，有敢出界者杀无赦。以福建省为例：在福宁州，"州地以大路为界， 南路以州前岭为界，松山、后港、赤岸、石坝近城亦在界外。道旁木栅，牛马不许出入。每处悬一牌，曰：敢出界者斩！"；"越界数步，即行枭首。"在莆田县，"着附海居民搬入离城二十里内居住，二十里外筑 土墙为界，寸板不许下海，界外不许闲行，出界以违旨立杀。武兵不时巡界。间有越界，一遇巡兵，登时斩首"。这个县的黄石千总张安"每出界巡哨只带刀，逢人必杀。……截界十余年，杀人以千计。"[23]

1683年清国占领中国台湾抗清基地，“迁海令”逐步取消，1685年终告废止。复界后，界外枯骨遍地！迁海令的实行使农业、渔业、手工业及海外贸易都遭受很大的摧残，人民生计断绝，流离失所，反动至极！自宋明以来，中国沿海地区的航海贸易相当发达，极大地推动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科技文化进步。而清国灭亡中国后野蛮推行的迁海令却使得数百年来的航海成就毁于一旦，沿海地区千里无人烟，航海贸易和航海技术一落千丈！同时，迁海令的废止并不意味着中外经济、科技和文化交流的全面恢复，而是继续闭关锁国，致使中国明朝时期活跃的中西科技和文化交流被迫中断。

清国作为一个外来征服帝国，同中国历史上的辽国、金国和元国一样，最初都是在中国之外建立政权，继而通过武力入主中原，成为凌驾于广大中国人民头上的、享受特权的民族征服者。为了保证其特权，这些征服帝国在其征服区域大力推行民族等级制度，即将统治区的民族分为数个等级，其中以本民族地位最高，而汉人则接受亡国奴的待遇。元国的四等人制（一等人蒙古，二等人色目，三等人原金国统治区汉人，四等人原南宋统治区汉人）我们早已耳熟能详，清国也不例外。就是对参与到元国和清国等征服帝国政权内的上层汉人，这些征服帝国的中央和地方机构中的许多重要职位也只有蒙古人和满人等征服民族的人方可出任，这在清国称为“满缺”。为此，清国还专门开设促进满人致仕的科举考试，成为满人致仕以填补“满缺”的“绿色通道”。

辽、金、元、清这些从漠北或更加遥远的西伯利亚远道而来外来征服者，由于严酷的自然环境和十分低下的生产能力，难以养活数量庞大的人口，因此人数十分有限。当他们入主中国之后，为了控制人口众多的汉民族，防止汉民族对其僭祚构成威胁，除了建立民族等级制度之外，还无一例外地采用一种以少制多的“多元式天下”的统治模式进行统治。所谓“多元式天下”统治模式，就是征服帝国将其统治区至少划分为“华夏”和“本族”两个地域，分别采用不同的统治方式进行统治（如辽国将其统治区划分为南方的汉人区和北方的契丹区两个统治领域，元国保留蒙古岭北行省。）；在这两个区域内从制度上拒绝汉人参与民族地域的管理（如辽代的“南北面官制”）；通过一定制度，明示或暗示除定于汉地的首都之外，其民族地域内仍然存在着征服帝国的另一个政治中心（如辽国有“四时捺钵”，元国有“二都制”）。总而言之，“多元式天下”的统治模式就是要保持一块本民族的根据地，禁止汉人进入该地域，严格禁止中华文明在该地域的传播，并且使之成为牵制中国人的力量。

在“多元式天下”统治模式的运用上，清国比辽、金、元征服帝国更高一筹，其高妙之处在于：清国不仅发布“禁关令”，建立起满洲封禁制度（清国封禁东北的目的是为了将东北建成八旗兵源基地，实现对中原的军事威慑与对蒙古的军事钳制战略。清国封禁东北政策是其对全国实施有效统治的总体战略之组成部分，与闭关锁国政策共同构成其“控驭中外”的严密网络。），不许汉人移住其“龙兴之地”，以牵制汉人；此外还在各汉族占领区的中心城市建立“满城”，城里驻扎八旗军以震慑汉人。当然，清国的八旗制度虽然最初不是专为牵制汉人而设，但是在入关之后八旗军成为清国牵制汉人最重要的力量这一点却毋容置疑。正因如此，终清一世八旗制度不但一直未被削弱，反而经过多次改造而不断强化。八旗中虽然也有汉军八旗，但是因为八旗既是政治、军事组织，又是生产、生活组织，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社会，包括禁止旗人与非旗人之间的通婚等等，因此八旗制度实质上已具有民族集团的性质，致使很多旗人只知其籍贯在旗与否，而不知其民族为满为汉。更何况随着“八旗生计”问题的日益突出，清国在爱新觉罗·弘历年间过河拆桥，将汉军八旗开除出旗籍，逐出满城。

清国在“多元式天下”统治模式的运用上的另一高妙之处在于：它除了将专门针对境内汉人的“多元式天下”统治模式运用到山海关以外的所谓“龙兴之地”外，还将其运用到蒙古、西藏、新疆地区，以壮大牵制汉人的力量。在清国爱新觉罗·玄烨（康熙）、清国爱新觉罗·胤禛（雍正）、清国爱新觉罗·弘历（乾隆）三世，蒙古、西藏和新疆陆续进入清国的版图。然而，清国处理这三个地区的最基本态度是将它们看作是满族的领地而禁止汉人移居，禁止汉人与这些地区的人民接触，且明文规定当地人民不许学习汉文，严格禁止中华文明在这些地区的传播。

在这些地区，清国采用了与统治汉人地区截然不同的政策，基本上保留了当地传统的社会制度，给当地人民以相当大的自治权。清国有意制造了一种满与蒙、藏、维吾尔是一个政治联盟的印象，当然这都是相对汉人而言。比如，清国在颁发给上述当地领袖的印上只刻上满文、蒙文、藏文与维吾尔文，而不刻汉文；当地领袖朝见清国魁首的路线也要尽量避开中原地区甚至所有汉人地区；清国魁首接见蒙、藏和维吾尔领袖的地方，最主要的不是首都北京，而是地处长城之外、蒙古地区内的承德，“接见”的目的是确认双方的政治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一种“会盟”[24]。

清国还就蒙古、西藏、新疆这三个有别于汉族地区的特别区域建立起独自的法律体系，并在中央六部之外设立“理藩院”，专门处理有关这三个地区的事务；将西藏地区的最高长官“驻藏大臣”、新疆地区的最高长官“伊犁将军”等职务规定为“满缺（清国规定其中央和地方政府中的许多重要职位为只有满人才可以出任的“满缺”，并专门开设了促进满人致仕的科举考试。）”，将理藩院的所有职务规定为“满缺”或“蒙缺”。显然，清国制定这些政策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照顾当地的人民，而是出于作为一个只有一百多万人口和三十万军队的民族如何统治汉人的需要。因为中国在历史上屡屡遭受北方游牧集团的侵略，由清国建立的这一政治联盟无形中从心理上给汉人以巨大的压力。清国设立各种牵制汉人的繁杂政策和制度，是它统治了中国267年的结果，更是它能够统治中国267年的重要原因！

受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清国的政治制度在入主中国之前带有浓厚的部族奴隶制色彩，其典型代表就是满洲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满洲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相当于华夏上古部落联盟时代的部落首领会议制度。上古时期，各部落首领在部落联盟的决策上往往是联盟首领协商决策，但这和当代人理解的人民民主制度是两回事，只是几个部落首领之间的民主而已，广大的老百姓是无权决策的，他们只是部落首领的牲畜而已。这种制度对百姓来说完全是一种军国专制制度。数千年后，华夏的先人逐渐由落后走向先进，这种原始的政治制度早已被废弃，历经汉唐宋明，逐渐发展出一整套“民贵君轻的政治伦理、内阁大学士、在野文人社团”三者对皇权有所制约的君主政治。

从表面上看，清国初期沿袭了中国明朝的内阁制和华夏传统的六部制（吏户礼兵刑工，但六部仅是执行部门而已，并无决策权。），但同时，通古斯清国将他们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也带了进来。清国初年虽说是继承了明朝的内阁制，但内阁受制于议政王大臣会议，只是转达表章的机构，大学士并不入阁办事。到了满据爱新觉罗·玄烨（康熙）时，连议政王大臣会议这种王公民主制度也被大部废除，决策多由“南书房”作出，到雍正时干脆改称“军机处”，成为清国绝对的决策机构。至此，清国创造出人类历史上登峰造极的极端专制体制。

军——机——处！那是个极为机密的地方，里面几个奴才跪在主子面前笔录军机事宜，然后转身以清国胡皇的旨意施行于全国。《官场现形记》华中堂说：“多磕头，少说话，是做官的秘诀。”《官场现形记》写的多是实有人物，只是改易姓名而已，这真实反映出清国政治的专制和奴才本色！

严密的部族集权统治必然会催生出极端的思想专制，同时，为了泯灭中国人的反抗精神，清国殖民政权从入主中国开始，一直到鸦片战争前夕一直不遗余力地在中国推行文字狱，人民言语稍有不慎，就会遭遇当街凌迟[25]和诛灭九族的惨祸。自满据爱新觉罗·玄烨（康熙），到满据爱新觉罗·胤禛（雍正），再到满据爱新觉罗·弘历（乾隆），文字狱对汉民族的清洗一浪高过一浪。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持续的、无时无刻不在的“文字狱恐怖”就像时刻悬挂在汉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使汉人的民族心理长期处于极度恐慌和无望之中，逐渐扭曲……

清国殖民政府明白，剃发易服只能从外形上同化汉人，而政治和文化高压必须需要殖民当局一刻不停的绷紧警惕的神经。要想一劳永逸地殖民于中国，关键还得从思想上改造汉人，给汉人的大脑重装一套系统，让汉人自觉自愿地甘心为奴！为此，殖民政府一方面大兴文字狱，用屠刀制造文化恐怖；另一方面则大力推行改造汉人性格的八股取士这种软制度。八股制度的推行分为两大部分，首先，大肆焚烧中国的典籍和著作；大肆篡改，重新演绎中国传统经典。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对中国传统文化重新洗牌，将不利于殖民统治的思想从中华传统经典中剔除，制造有利于清国殖民统治的奴化教材。其次，利用儒家“学而优则仕”的功名思想，引诱汉族人民积极投身于科场。士子们往往面壁寒窗，被奴化教材彻底洗脑。

在中华文化改造上，殖民政府坚持推行一手硬、一手软的方针近三百年！三百年足以改变一个民族！三百年间，稍有血性和思想见识的中国人几乎被杀光了，而留下来的都活地战战兢兢，终于导致了后世遍地的愚昧无知！所以，清国灭亡中国之后，中国的深层文化传统已被彻底革除，虽留下一些诸如建筑样式、文字等表层可视风物，但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和民族性格已经被深深改变。政治高压下，汉人不敢越雷池半步，唯恐招致血光之灾；思想的禁锢也使广大汉人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形成万马齐喑的社会局面。顺便提一下，清国的汉族学者在训诂、碑学方面建树颇丰，不是没有原因的，在清国防汉制汉、人人自危的政治局面下，文化学者一头扎进故纸堆里，尽量避免触及无处不在的文字狱。

通古斯-蒙古系民族入主中国之前，与中国人缺乏大规模的直接交流，所取得的关于中国的信息基本是间接所得。特别是蒙古人，当他们入主中国之后，面对这样一个幅员辽阔，文明发达的国家，竟没有一个明确的治理计划，在蒙古高层中竟曾一度有过将偌大一个中国全部变成牧场的讨论，后在熟悉中国的半汉化契丹人耶律楚材的劝说才放弃了这个计划。

而清国在入主中国之前对中国的了解则深入的多，因此他们入主中国后所采取的殖民化措施也更深入，从意识形态到社会经济进行了一系列全方位的奴化改造，因此能比蒙古人盘踞在中国的时间长的多，倘不是西方的入侵，固如铁桶的清国殖民社会还将能延续很长很长的时间。

在经济领域，元国和清国入主中国后都曾有过大规模的蓄奴制度，尤以清国的蓄奴体制最为健全和彻底。例如清国入主中国之初的圈地、投充、缉捕逃人法等一系列措施就是对中国农业经济体制进行的奴隶制化改造。反观明末，中国的经济体，特别是纺织行业已经出现“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现象与英国工业革命初期的景象极为相似。但不幸的是，中国本土的资本主义自然演化进程被通古斯满人的入侵所打断，在通古斯满洲殖民者推行的一系列农奴制和重农抑商、闭关锁国等内外政策下全面倒退。最终，中华故土进入近代工业社会的方式是在鸦片战争之后以一种被动的方式进行的。

关于中国军事情况，中国明末的郑成功将军和西洋荷兰人曾有过正面交锋，对比明末中西军事技术可以发现，明末中国的军事技术与欧洲人不相上下。中国郑氏军队击败欧洲人是1661年，反观一百八十年后的1840年清国鸦片战争，清国装备和士气落后于欧洲人何止千万！

中国明代，火药武器（火枪和火炮）已经装备于军中，中国军事技术已经开始进入冷兵器到热兵器的转型期。但当时火器尚在改进阶段，相对于游牧部族的骑兵部队和刀剑及弓矢来说，中国火器的战斗力有限，优势并不明显。因此，满人入主中国之初，除前期在征服中国的战争中经常使用红衣大炮攻城外，火器基本弃之不用，仍以骑射为主。东亚的热兵器进程就此停止。以至于两百多年后的鸦片战争期间清国军队的主要军事技术仍是骑射；主要装备仍为马匹、刀弓武器和藤条盾牌；至于广大的海域则被视为界外之域，根本没有任何海上防御力量！

反观西洋，军事技术本在明末和中国处于同一发展水平，但中国灭亡之后热兵器的发展便停止了，而欧洲并未停止，终于在两百多年以后遥遥领先于东亚！

当中国败倒在清国屠刀之下的时候，随之而来的是清国对中华文明的大肆篡改和对中国的殖民地化改造，由此而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中华文明的异化和中国的蛮夷化。

中华文明异化和中国蛮夷化的表层是中华衣冠制度的毁灭。中国曾长期被尊称为衣冠上国、礼仪之邦，华夏冠服制度是承载中华礼仪文明和中国精神的重要载体。而清国殖民者处于同化汉民族，泯灭汉民族意识，永远殖民于中国的目的，用铁血手段推行文化灭绝政策，以满衣制替代汉衣制，是中华文化在近代胡化变异的第一步，是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重大事件！

可是，为什么除了建筑、文字之外，满洲人“贡献”给中华的可视文化符号仅仅是那举世无双的阴阳头辫子和旗装虏服呢？因为，通古斯人半穴居的地窨子极为原始，入主中原后自然乐于接受舒适美观的汉式建筑。至于语言，适应渔猎生活的通古斯语多用于描述山川草地和渔猎、游牧生活，当进入汉地后，这种语言便捉襟见肘，难以充分表达更为发达和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加上通古斯人数极少，在进入汉语的汪洋大海之后，其语言便迅速衰亡。相比较而言，通古斯人的服饰文化则相对完备，加上快速泯灭汉民族意识及满足其征服欲望的迫切需要，通古斯人便将敝帚自珍之物蛮横地强加于汉族官绅百姓身上，血腥下达“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剃发令》。[26]

中华文明异化和中国蛮夷化的深层是整个中华文明体系以及精神信仰的异化和蛮夷化。

通古斯人所信奉的萨满教本身是一种流传于通古斯部族中的原始宗教，当其伴随着通古斯人的屠刀入主中国后，不可避免的接受了中华先进文明的系统熏陶，但同时又顽固地坚持通古斯的原始文化习性，并按照通古斯人的意志对中华文化进行大规模改造。一方面，通古斯统治者通过修订中国典籍的方式（如编撰《四库全书》等）将渔猎、游牧部族的精神信仰和道德标准输入到中华经典之中，降低了中华经典的社会、人文和哲学价值；另一方面，通古斯人非常善于利用文化手段培养忠顺的奴仆，他们首先篡改中国典籍形成奴化教材，然后大力提倡八股取士制度，在其治下以儒家“学而优则仕”的功名诱惑形成汉族士子趋奴如蚁的局面，以对中国知识阶层进行彻底的思想改造，进而倚靠中国知识阶层完成对中华文明的彻底改造。对于反满排胡言论，则推行血腥的文字狱加以威慑。

大凡学过中学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宋朝海外贸易十分发达，当时中国的制瓷业、制茶业和纺织业在繁荣的市场经济刺激下已经实现了规模化大生产，经济领域开始出现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不幸的是，中国这一近代化进程被随后的蒙古入侵打断。中国在历经胡元八十九年的殖民统治之后于1368年复国。中国复国后，经过一百多年的恢复和发展，在明朝中叶再次在纺织业领域出现了“机户出资，织工出力”的资本主义生产萌芽。尽管中国首次资本主义萌芽毁灭于蒙古入侵，但明朝中叶再次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萌芽仍然与欧洲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时间是同步的！

中国纺织业的历史十分悠久，明代中叶前后这个产业率先出现了最早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江南地区，“机户出资，织工出力，相依为命” [27]，“大户一日之机不织则束手，小户不就人织则腹枵，两者相资为生久矣！[28]” 这种带有竞争性的商品生产大大推动了该项产业的发展，使长江下游地区一跃而为全国纺织业的中心。

中国明朝时期，现属上海市的松江为生产棉布的重镇，有棉都之称。相传中国在蒙古占领时期（元国），有黄道婆自崖州来，教授当地人纺织，该地遂发达起来。松江生产出的棉布品种繁多，有云布、尤墩布、标布、官布、细布、飞花布、织花绒布等，且种类不断更新，层出而不穷。隶属松江府的嘉定县又在此基础上推出了斜纹布、药斑布、棋花布、紫花布等，不但质地匀细，而且色彩交错，各具特色。当时上自皇帝、下至平民都喜欢松江的棉布，万历时期中国棉布还外销至日本、菲律宾等东南亚地区，成为当地人民的日常衣料，后又由葡萄牙商船远销到西欧和美洲，深受该地区各阶层人士的喜爱。

除了棉织业之外，丝织业的发展更是惊人，其产地主要集中在杭州、嘉兴、湖州、松江、苏州、南京等地，品种可分为绫、罗、绸、缎、纱、绢、绒、锦等。其制作工艺已非前代可比，全都非常精致、复杂，有织金、妆花、过肩、闪色等等类别。色彩也比过去更为丰富，如红色有大红、莲红、桃红、银红、水红、木红；黄色有赭黄、鹅黄、金黄；绿色有官绿、豆绿、油绿；青色有天青、葡萄青、蛋青；蓝色有翠蓝、天蓝；白色有月白、草白、象牙白等。以华为美的风气在丝织服装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嘉靖以后，丝绸的穿着已极为普及，人们竞相购置，惟恐落后，形成了服饰上争奇斗艳的局面。

这里且举《金瓶梅》中西门庆几位妻妾的服装为例：“月娘上穿柳绿杭绢对衿袄儿，浅蓝水绸裙子，金红凤头高底鞋儿。孟玉楼上穿鸦青缎子袄，鹅黄绸裙子，桃红素罗羊皮金滚口高底鞋儿。潘金莲上穿着银红绉纱白绢里对衿衫子，豆绿沿边金红心比甲儿，白杭绢画拖裙子，粉红花罗高底鞋儿。只有李瓶儿上穿素青杭绢大衿袄儿，月白熟绢裙子，浅蓝玄罗高底鞋儿。”这些人物的穿着从上到下没有一处是重复的，小说中的描写反映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形。

当时，中国的丝绸被商人们大量运往东南亚地区，成为马尼拉市场上最为抢手的货物之一，西班牙和葡萄牙商船还把这些精美的织品经菲律宾运往欧洲和美洲，成了该地上流社会最珍贵的衣料。它们与瓷器、茶叶等其他中国商品一起造就了西方社会经久不衰的“中国热”。

纺织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必然伴随着生产工具的更新，那些图案复杂、色彩缤纷的丝织品用简单的腰机已无法制作，于是新式的纺织机械——花机诞生了。花机是一种大型织机，构造相当复杂，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对其有详细的描述，并附有图形：它长约一丈六尺，由两个人操作，一人在下踏织，另一人“坐立花楼架木上”，专司提花。“盖绫绢以浮经而见花，纱罗以纠纬而见花，绫绢一梭一提，纱罗来梭提，往梭不提，天孙机杼，人巧备矣。”最具创造性的一道工序是花本的制作，花本乃是供织造用的样本：“凡工匠结花本者，心计最精巧，画师先画何等花色于纸上，结本者以丝线随画量度，算计分寸杪忽而结成之。张悬花楼之上，即织者不知成何花色，穿综带经，随其尺寸度数，提起衢脚，梭过之后，居然花现。（《天工开物》卷二）” 这些复杂的工艺程序集中了中国工匠们非凡的聪明才智和创造热情，纺织业因此而再次焕发出青春的光彩，整个世界都为之赞叹！

雇佣制大规模手工生产繁荣的同时，中国的海外贸易和航海技术也随着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而达到一个新的高峰。据南京市博物馆馆藏郑和船队二把手“洪保”太监墓志铭显示，1405年至1433年中国明朝郑和宝船排水量至少达1000吨以上。反观欧洲，1519年至1522年“环球航行”的麦哲伦船队最大排水量也不过110吨，1592年“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船队最大排水量则仅有100吨。2017年7月12日，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在一篇题为《史上最强大的五支海军》的文章中坦言：“15世纪的中国海军，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在明朝重臣三保太监郑和的率领下，中国海军曾七次下西洋。明王朝初期制订了向外发展的政策，希望保护贸易航线，为一个不断壮大的中国进口奢侈品和原材料。当时，中国海军的技术很可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其造船技术已领先欧洲100年。”

商品经济的繁荣极大促进了生产技术的进步，同时催生出新兴的市民商业阶层，导致思想和文化的深刻变化。明朝是中国科技和文化发展的又一高峰，陆续出现了宋应星、徐光启、李时珍、徐霞客、罗洪先等博物学家和《天工开物》、《农政全书》、《本草纲目》、《徐霞客游记》、《广舆图》等一系列具有总结意义的科学著作，还有诸如李贽[29]、黄宗羲、顾炎武、吕留良等一批启蒙思想家。这些思想家的惊人思想以为君主专制为当代所不容，他们高调宣扬男女平等、个人自由和民主。可是不幸的是，这些人都生活在明末这个乱世，之后或被清国殖民政府追杀，或岩穴而不出。就连那些已经写就的著作，也遭到清国殖民政府的焚毁。比如，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这部全面介绍明朝手工艺的书，被英国现代科学家李约瑟誉为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但这部书历经清国殖民政府《四库全书》编撰“工程”之后，便随众多著作一起被付之一炬！鸦片战争之后，有些清国学者从洋人口中得知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这么一部科技著作，但清国人都不知其详，于是，这部著作才又被从国外引入中土。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明朝时期的中国，无论在经济、科技，还是在思想、文化上，其水平和总量都无可辩驳地继续领先于包括欧洲在内的全世界。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如果没有经历满洲通古斯的殖民入侵破坏，会自然而然发展到现代机器大工业和现代自由民主时代！

鉴于中国这个庞然大物在世界的地位，在当时，能够避开横亘于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奥斯曼帝国直达东方，与中国人（包括印度人）面对面进行经贸，就成为欧洲人的伟大梦想，这一梦想直接驱使迪亚士、达迦马、哥伦布、麦哲伦之徒怀揣着致中国皇帝的信件冒险出海，从而开辟出改变世界的新航路。

说起中西交流，世人一般会提到两汉和宋唐时期的陆海丝绸之路，而实际上，丝绸之路时期中西交流的重心还在经贸方面，最重要的是，那时候的中西交流是通过很多中间商，比如汉代安息人，唐代大食和波斯人间接实现的。而明朝中西交流的重心则转向科技和宗教、思想领域，更为关键的是，这是欧洲人和中国人直接面对面的交流。当时，诸如《论语》、《天工开物》这样的中国典籍和科技著作被来华传教士源源不断地介绍到欧洲，同时，西方的自鸣钟等新鲜玩意儿也被传教士们带到了中国。可是不幸的是，中国正常的发展道路被清国外来的侵略势力斩断，在屠刀下做了近三百年的亡国奴，经济、军事、科技和文化大踏步倒退！而同样在这三百年间，欧洲继续沿着正常的发展轨迹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进步，最后终于将清属中土远远甩在身后，迎来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

众所周知，中国是人类文明发轫最早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是世界文明体系中独树一帜的一极，其文明的创始民族——汉族及其文明曾长期引领世界，并凭借其璀璨的文明赢得异族的仰慕，进而吸引周边异族通过变法革新等方式不断归化到这个文明体系之中，如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和日本大化革新即是如此。

在这个过程中，归化民族取得与中华文明的创始民族——汉民族相一致的价值观和世界观，这个归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在文化上，甚至在血统上尊奉创始民族——汉民族的过程。比如发轫于先秦的汉民族及其文化，经过汉、唐、宋、明的发展，以其无与伦比的魅力使鲜卑、日本、朝鲜、琉球、越南等众多异族纷纷归化。在纷纭而逶迤的历史长河中，这些民族出于保持本民族血统和文化个性的天然期许，也曾局部抵抗归化，但总体上却无法抗拒这一潮流，最终获得与汉民族趋于一致的思维方式和文教信仰，形成共尊中华的东亚文化和政治格局，也就是以汉为本位的文化和政治秩序。

历史上越南、琉球、日本和朝鲜与中原交通较为便利，受中华道统影响较深。随着中国的沦亡，中华文明被胡清肆意篡改而日趋蛮夷化，越南、琉球、朝鲜和日本对胡清剃发易服等一系列以夷变夏的暴政极为反感，谓中华道统已亡，遂视胡清治下之中土为蛮夷之地[30]，纷纷以末枝之学自诩中华正统，文化心理与中土日益疏远。至此，共举中华的东亚国际政治和文化体系逐渐解体。

面对胡清治下之中土的腥膻难挡、礼乐沦丧，越、朝、日的文化优越感油然而生[31]。越、朝、日虽部分继承了中华道统，但以区区越南、朝鲜和日本四岛之基业根本无法胜荷发扬中华文明之重任。中华沦陷，中土及华夏文明在胡清治下迅速衰败，最终导致西洋入侵。此一时，彼一时也！相对于明末，此时的欧洲文明已经冲破西欧一隅之地，席卷全球！越、朝、日以区区中华之末枝难以望其项背。因此，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改学西洋，继而裹挟琉球和朝鲜抛弃了部分中华传统；而越南自法国殖民以来也废弃汉字，全面西化。

亚欧大陆北部的渔猎、游牧文明体系与亚欧大陆南部的中华、印度、中东等各文明中心的冲突贯穿于大航海时代之前的整个冷兵器时代。在冷兵器时代，虽然南方各文明中心拥有众多的人口、灿烂的文明、发达的科技、强大的经济体、完备的社会及军事组织体系，但文明世界却屡次被北方蛮族征服！这到底是为什么呢？难道文明不能制服野蛮，先进不能战胜落后吗？

下面通过对亚欧大陆南方文明世界和北方游牧蛮族之间在文明类型、文化习俗、军事装备和技术等方面的对比分析，以期解开其中的奥秘。

亚欧大陆南方文明属于定居文明，定居文明便于精神和物质文明成果的蓄积，因此，社会进步迅速，且能快速聚集大量社会财富、养育巨量的人口，这对北方的渔猎、游牧世界来说，诱惑力是惊人的。反观北方，由于自然环境的严酷，居无定所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利于文明成果的积累，因此，南方世界除了反击侵略的需要外，很少主动深入漠北。

北方蛮族的生存除了依赖于游牧和渔猎所得外，其部族也往往靠抢掠为生，并形成崇尚暴力、轻视生命、鄙视弱者、遗弃老者、盛行角斗文化、定期狩猎训练等侵略文化风俗。严酷的环境和不以劫掠为耻、反以为荣的社会文化决定北方蛮族无时无刻不想南下劫掠文明世界，共享南方的富庶和文明。

由于北方游牧部族的生产和生活特点，他们以蓄养牛马为生，并深谙骑射技术，所以能够较为轻松地组建骑兵部队。骑兵具有快速、机动、灵活、勇猛的特点。与骑兵部队相配的装备还有弓箭和重型砍刀，这些都是冷兵器时代最尖端的军事装备；而迫于地形和定居生活的限制，南方文明世界的马匹来源有限，且不善骑射，在军事装备上经常处于劣势。

渔猎、游牧部族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社会组织相对简单，且渔猎、游牧生活方式锻炼出来的百姓是天然的战士，一旦发生战争，北方胡族往往全民皆兵。同时，北方胡族的侵略文化允许在战争中抛弃老弱病残，不会遭受社会道德和舆论的谴责，战争顾虑很少；而南方世界的封建社会更为高级，社会组织更为庞杂，生产和生活分工更为精细，人口数量更为庞大，且置百姓死活于罔闻为文明政府所不容[32]，故而对后方百姓和城池的保卫更为不易，在战争中的顾虑更多[33]。

因渔猎、游牧的生产生活习惯所决定，渔猎、游牧胡族的后方补给较为方便；而南方文明国家则因定居生活方式所限，远征大军的后方补给常常较为困难，因此，难于深入漠北将胡族侵略势力一网打尽。因此，中国历史上的出击匈奴和突厥顶多也是深入漠北，将其驱逐至亚欧大陆的西部远方就班师还朝。

综上所述，西伯利亚渔猎、游牧部族之间虽也相互攻打，势力彼消我涨，但渔猎、游牧文明系统一直存在，渔猎、游牧侵略势力的威胁一直没有解除；而南方文明世界（如中国）也不可能一直保持政治稳定，一旦发生内部分裂，长期盘踞在关外的北方胡族就立即乘虚入寇，坐收渔翁之利！

当然，中国在先秦和汉唐时代也曾吊打西伯利亚渔猎、游牧胡族，但即使如此，北方渔猎、游牧胡族的军事优势仍是明显的。比如五胡乱华时期，某些胡族入寇连军粮都不带，就地取材以人肉为食，而汉军行吗？这样以来，胡军的粮草负担就大大小于汉军。因此，不能说汉人打败了胡人，胡人的军事优势就不存在，这只能更加证明先秦和汉唐汉军的强悍！

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人类社会跨入到工业时代。火器和蒸汽机的广泛使用，使骑兵和冷兵器成为被淘汰的对象。工业时代后，渔猎、游牧蛮族的军事优势荡然无存，其落后的游牧生产方式和骑射技术在文明世界面前不堪一击，这也注定了蛮族世界的彻底衰落，且注定了他们最终也必将被彻底同化于文明世界之中。

在这个大趋势下，16世纪末，掌握了西方先进的工业和军事技术的斯拉夫系森林民族——俄罗斯人越过乌拉尔山脉，进入亚欧大陆北方的西伯利亚。经过近300年的扩张历程，至19世纪中后期，俄罗斯人逐渐将包括外东北和唐努乌梁海地区在内的整个西伯利亚纳入其版图。在这个过程中，欧洲工业文明和东正教信仰通过俄罗斯人传遍西伯利亚地区，西伯利亚古老的通古斯系原住民也逐渐摆脱了野蛮落后的原始状态，逐渐被同化至俄罗斯世界之中。

而在19世纪的亚欧大陆南方，入主中国两百多年的通古斯清国也气数将尽。昔日曾与中国（明朝）处于同一起跑线、甚至略逊一筹的西欧各国，此时以一种全新的、居高临下的姿态返回中土，用坚船利炮征服了入主中国的通古斯清国！西方的入侵激发了汉人“驱除鞑虏”的又一高潮。自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到1912年2月12日清酋逊位，历经磨难的中国终于冲破沉沉暗夜，再次胜利光复！从此，满洲——这支南迁的西伯利亚通古斯人被迫结束了其在中国267年的寄生者身份，与它们的北方同类一起被同化到文明世界之中，开始了其命中注定的汉化过程！（李退山于2016年11月1日）

[1]《教育导刊》，1983（5）:40-41李子彪著《鄂温克族人是怎样培养猎手的——原始社会的自然形态教育》：“一谈到教育，人们就自然会想到学校。然而，原始社会还没有专门的教育机构——学校。这里，先讲一个少数民族的调查材料。在我国大兴安岭北部，居住着一些鄂温克族人。解放前，他们以狩猎为主要生产，保留着某些原始公社度残余。鄂温克人培养下一代的猎手，是在渔猎生活中进行的。夏天，成人外出打猎，就把小孩放在摇篮里，挂在树上。小孩长到五、六岁，便教他们搞一些传统性和具有狩猎意义的游戏，如学习……”;秋浦《鄂温克人的原始社会形态》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从民族学或人类学的角度研究“使鹿部”定居前社会形态的著述、澍和《鄂温克人的原始社会形态》、何群《鄂温克人的原始社会形态》以调查的的形式对当地少数民族的社会情况进行考察。

[2]匈奴兴起于今内蒙古高原阴山山麓，一般认为是突厥系。

“匈奴”一名最早见于中国战国时期的《逸周书·王会篇》、《山海经·海内南经》、《战国策·燕策三》。据《史记》记载是在西元前318年（周慎靓王三年，秦惠文王更元七年）。王国维在《鬼方昆夷猃狁考》中，把匈奴名称的演变作了系统的概括，认为商朝时的鬼方、混夷、獯鬻，周朝时的猃狁，春秋时的戎、狄，战国时的胡，都是后世所谓的匈奴。还有一说，把鬼戎、义渠、燕京、余无、楼烦、大荔等史籍中所见之异民族，统称为匈奴。

西元前215年匈奴被秦将蒙恬赶出河套地区。秦末汉初，匈奴强大起来，屡次进犯，对西汉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并控制西域。在汉武帝时，中国经济、国力大大增强，对匈奴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发动了三次大战：河南之战（也称漠南之战）、河西之战、漠北之战。前127年，汉武帝派卫青收复河南地区；前121年，汉武帝派霍去病夺取河西走廊，受降匈奴右部十万人，设武威、酒泉、敦煌、张掖四郡；前119年，卫青、霍去病率五万骑兵分两路出击，卫青击溃单于，霍去病追歼左贤王七万余人，封狼居胥。两军共歼灭匈奴军九万余人，使其一时无力渡漠南下。

汉武帝晚年，匈奴击败汉军，重新掌控漠北。汉宣帝时期，匈奴分裂，五单于争立。前53年，南匈奴首领呼韩邪率众投降西汉。前36年，西汉灭北匈奴郅支单于。在东汉时，匈奴再次分裂为南、北匈奴。西元48年，南匈奴首领醢落尸逐鞮单于率众投降光武帝刘秀，被安置在河套地区。而北匈奴还是叛服不定。

西元87年，鲜卑大破北匈奴，漠北又发生蝗灾，北匈奴开始“大乱”。西元89年，中国东汉将领窦宪大破北匈奴，迫使北匈奴西迁，中国东汉将领班固在燕然山（今蒙古杭爱山）南麓勒石，铭刻《封燕然山铭》纪功。

自西元前2世纪初匈奴冒顿单于起至西元1世纪末北匈奴西迁止，匈奴奴隶制政权在大漠南北存在、持续了整整三百年。此后，离散的匈奴又在中国历史上活跃了近二百年。至南北朝末期，匈奴才在中国史籍上渐趋消失。

[3]突厥为匈奴别种分支，原为同是匈奴别种的柔然的锻铁奴隶。当时鲜卑汉化（北魏孝文帝改革）后盛极一时，成为东北亚的霸主，不断向南发展。于是同时，原鲜卑的奴隶、匈奴别种柔然乘机崛起于鲜卑的发源地西伯利亚。后来鲜卑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东、西魏都拉拢柔然以打击对方，柔然一时风光无限，甚至一度威胁到中国南朝宋、齐、梁、陈的安全。正在此时，负责给柔然炼铁的奴隶——突厥逆袭，灭柔然自立。

据《北史》记载：“突厥者，其先居西海（咸海）之右，独为部落，盖匈奴之别种也，姓阿史那氏。”北齐到隋，突厥分为东突厥和西突厥，不断向南扩张。当时中国唐朝建立，东突厥大部分降唐，西突厥一部分投降唐朝，一部分西迁，成为土耳其人的祖先。

唐高宗后期，突厥死灰复燃，再度兴起。然而好景不长，唐玄宗联合回鹘再次消灭后突厥汗国，扶持并建立了和唐朝保持友好关系的回鹘汗国。

回鹘原来是铁勒的一支，而铁勒是突厥的音译，同属突厥系。回鹘建国之后，铁勒一词消失。回鹘后来统治不力，唐朝后期被自己的藩属黠戛斯打败，黠戛斯汗国建立。

黠戛斯也是匈奴的别种。黠戛斯建国之后马上向唐称臣，替代了原来回鹘和唐的关系。此时被黠戛斯打败的回鹘大部分南迁，一部分西迁。南迁的回鹘被唐所灭，西迁的一部分成为今天维吾尔族人的祖先。

在黠戛斯和回鹘混战的时候，东北边原鲜卑的一支——契丹悄悄崛起。

[4]蒙古源自蒙兀室韦，原是中国隋唐以来北方室韦部落联盟中的一个部落，而室韦源自鲜卑，均属蒙古系部族。

大约9世纪中叶以后，蒙古部自今额尔古纳河流域逐渐向西迁徙，至10世纪游牧于鄂嫩、克鲁伦、土拉三河河源地区。当时蒙古高原上分布着许多不相统属的部落，统称达怛（鞑靼）或阻卜，蒙古只是其中的一部。

10世纪至12世纪，蒙古系各部逐渐迁徙至今蒙古高原，逐步并入契丹人建立的辽国版图。12世纪后通古斯系女真人建立的金国一度使蒙古臣服。

在与高度汉化的辽、金政权往来的过程中，蒙古各部接受了先进物质文化的影响，铁器使用逐渐普及，生产力获得较快发展，私有制开始出现，以往那种传统的原始社会氏族集体游牧方式逐渐让位于一家一户的游牧方式，阶级分化加剧，原始的氏族社会瓦解，奴隶社会建立。

至13世纪早期，蒙古部统一蒙古系各部落，而后开始从蒙古高原向亚欧大陆东、南、西三个方向扩张，并直接统治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各文明中心，其社会获得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一度进入封建社会。14世纪蒙古龟缩之后，蒙古社会重新退回至奴隶社会。

[5]满洲：满洲是部族名称而非地名，指的是满族。据《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记载：“满洲一词，来源未久，表示部族之号，若肃慎、勿吉、女真，非地名也。”又据《满洲源流考》记载：“以国书考之，满洲本作满珠，二字皆平读。我朝光启东土，每岁西藏献丹书，皆称曼珠师利大皇帝。翻译名义曰曼珠，华言妙吉祥也。又作曼殊室利大教王。经云释迦牟尼师毗卢遮那如来，而大圣曼殊室利为毗卢遮那本师，殊珠音同，室师一音也。当时鸿号肇称，实本诸此。今汉字作满洲，盖因洲字义近地名，假借用之，遂相沿耳，实则部族，而非地名，固章章可考也。”

[6]顾诚《南明史》第六章 第三节

[7]纪盷《阅微草堂笔记》卷二十一《滦阳续录》三

[8]《清世祖实录》卷四十二

[9]《嘉定屠城纪略》

[10]《平寇志》卷12

[11]康熙四十年《怀柔县新志》卷四《赋役·地亩》

[12]史惇《恸余杂记》《圈田》条

[13]《清世祖实录》卷十四

[14]康熙三十一年《光州志》卷十一《艺人》上，胡延年《冥击记》。该文还说:"从龙者不自治其地，委臧获经理之，谓之庄头。是庄头者凭借宠灵，莫敢谁何。于是贫而黠者、厚资而敛怨者、巨憝元恶贯盈而惧诛者，皆蝇营附入之，择人而食，无宁日也。"

[15]《清太宗实录》卷四十五

[16]《清太宗实录》卷四十六

[17]例如顺治二年八月辛巳日谕兵部:"俘获人口，照例给赏登城被伤之人。"见《清世祖实录》卷二十

[18]《清世祖实录》卷二十六

[19]《清世祖实录》卷七十七

[20]魏裔介《兼济堂诗集选》卷十七

[21]顾诚《南明史》第六章《清廷统治者推行的民族征服和民族压迫政策》

[22]《中国战争纪行》P113-114

[23]顾诚《南明史》第三十一章《郑成功收复台湾》第四节《清廷的沿海迁界》

[24]本站转铁血网《满清的民族隔离制度遗祸至今》

[25] “凌迟”最早写做“陵迟”，即民间所说的“千刀万剐”。“陵迟”的古义为延缓的斜坡，与刑法无关。如《荀子•宥坐》：“三尺之岸，而虚车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负车登焉，何则？陵迟故也。”《世说新语》中新引申为时间的拖延，如《德行》14注引虞预《晋书》：“（王）祥以后母故，陵迟不仕。年向六十，刺史吕虔檄为别驾。”孝子王祥，因其后母对他的虐待苛求，迟迟未能出来做官，拖延至六十岁，才召为别驾。这里的“陵迟”即蹉跎、淹滞之义，由山形的延缓引申为时间的延缓。

“凌迟”二字最早出现在《辽史·刑法志》，指名为一种肉刑的名目。这个名词非常神秘，无疑是汉语和草原民族契丹语的结合。

我们可以在前几个朝代找到几乎相同的名词，不过第一个字最常出现为阜字旁的“陵”；“陵”的意思为土丘；“迟”字则不能解读为现代汉语的“迟到”，而是“逐渐铺平”或“刮平”的动词。具体而言，“陵迟”可以指为逐渐铺平或刮平土丘，意即一座坟堆，宗族的集体冢。不过，有些朝代的史篇记载具有象征意义：“陵”，斜坡或运河沿岸土堤，代表制度、律法，所有国体的划定界限；“迟”，代表界限的下沉与崩塌。所以“凌迟”意味着衰落的起始，此时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以防制度的崩塌。因此，这个名词和刑罚系统没有直接关联，一直到辽代才用来指称一种肉刑。写法上有些差异（人们发现有写作“持”，而非“迟”），冰字旁的“凌”变得比阜字旁的“陵”常用。《宋史》中还同时采用两种写法。

不过从蒙元开始，只能找到第二种写法，也就是冰字旁的“凌”，而且永远只作为刑的解释。古代的写法只有在古籍出现，后来的人不再采用。从此“凌迟”只是肉刑的名字，少数博学多闻的人才会记起它从前的意义。

可以肯定，“凌迟”原本是契丹语的一种名词，发音非常接近汉字的“陵迟”，它是契丹辽国政权下所使用的一种肉刑，可能是利用小刀切割被缚的犯人。几经考量之后，这个名词就固定用来指称辽国统治中国所施行的此种肉刑。

中国汉朝以后定义律法的刑罚规范十分谨慎。一个好的王朝必须尽力抑制死刑的数量，必须废除最残酷的肉刑，因此，中国隋朝为他们的权力制定了“五刑”：笞、杖、徒、流、死。唐朝也采行这项系统，后来的几代亦相继跟随，唐朝的刑罚有明显减轻。745年的中国唐朝甚至考虑废除死刑！

自安史之乱起，战乱频仍，因此经常施行极刑。中国宋朝“凌迟”刑持续扩张，但同样地，王权拒绝更改刑律，因此《宋刑统》仍然不见“凌迟”的名目，它仅是用以对抗流血叛乱的紧急措施。“凌迟”从来不曾编入宋朝的法典，因此用于惩治叛国罪中的叛变、共谋之罪仍属有限。

蒙元正式将“凌迟”明定为刑法的一种死刑，他们将它视为蛮族对汉人宣扬威权的工具。元国初年，凌迟不再成为暴动镇压、危险宗派的一种极端手段，而成为特殊犯罪的常见刑罚。

对于研究刑罚系统改革的中国学者而言，凌迟这种刑罚具有蛮族的血性。将人缚在木桩上刮杀、切割，不仅是蛮族地区或异族征服王朝的处决，凌迟手段愈来愈频繁、系统化、萧规曹随，辽国传至金国，金国传至元国。中国明朝承续后，又传至清国。

在中国明朝，这种刑法主要用于处罚那些十恶不赦的犯罪，如谋反、大逆等，属非常态刑法，且极为少见。而清国入主中国之后，先后实行了圈地、投充、逃人、剃发易服、屠城、文字狱多项残酷政策，人民反抗此起彼伏，因此凌迟之刑被大量使用，以威慑反抗者，这在清国中前期尤为突出。到了清国乾隆时期，除了谋反大逆之罪外，对触犯伦理道德的罪犯和不按时交纳赋税的罪犯也要处以凌迟刑，施刑范围进一步扩大，实际将此刑变成了一种常态刑法。

凌迟在清国时期又称为“磔刑”，俗称“千刀万剐”。凌迟者，其法乃寸而磔之，出其脏腑，以毕其命，支分节解，必至体无余脔，然后为之割其势。历代凌迟之法一般是切八刀，清国时期比八刀要多，有二十四刀、三十六刀、七十二刀和一百二十刀的几类。二十四刀是：一、二刀切双眉，三、四刀切双肩，五、六刀切双乳，七、八刀切双手和两肘间，九、十刀切去两肘和两肩之间部分，十一、十二刀切去两腿的肉，十三十四刀切两腿肚，十五刀刺心脏，十六刀切头，十七、十八刀切双手，十九、二十刀切两腕，二十一、二十二刀切双脚，二十三、二十四刀切两腿。

凌迟可以说是酷刑之首，死的过程漫长，生不如死！戊戌变法后，清廷受汉满矛盾及西洋武力冲击，不得不顺应潮流对传统的弊政作些改革。1905年4月24日（满清光绪三十一年）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陈情奏表》奏请删除凌迟等重刑，清廷准奏，下令将凌迟和枭首、戮尸等法“永远删除，俱改斩决”。从此，清国凌迟被斩首代替。

1910年代“凌迟”开始在欧洲声名大噪，因为1904、1905年法国士兵所拍摄的照片，当时借由明信片形式编辑成册，开始大肆风行，造成恶劣的影响，虽然酷刑早已在1905年4月宣告废除。“凌迟”，在法国被视为“中国酷刑”的极致代表，震撼着无数的作家和艺术家，甚至一直延续到1960年乔治·巴岱耶的照片集发行出版。这些照片后来曾被陈界仁重新绘制，这些残忍的图像象征着中国及其历史。

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凌迟与中国古代刑罚大相迳庭，它应该属近代的刑罚。虽然“凌迟”一词最早出现在第十世纪，直至十三或十四世纪才正式编入刑律。无论就刑罚的本身或其名称来看，很有可能不是起源自中国。此外，1905年法学史家沈家本奏请删除凌迟等极刑获准，也是以此作为论据之一。毕竟“凌迟”不合乎中国的法学精神、刑罚特性以及应用方法，看起来比较类似“特殊法”的惩戒类型。当然，这项特殊法是隶属于帝王的司法系统，《元律》有记载执行。不过，经过仔细观察之后，建立非刑之正的处罚，毕竟违反正常的法学精神，从建立到废除为止，文人始终称之为残酷、不人道的处罚。

[26]《薙发令》：指中国明末清初时期清国政府在孙之獬的上书下以“不从者斩”为手段，强令其统治下的全国各民族，主要是汉族、蒙古族及其它南方少数民族等，改剃满族发型的政策。清国军队攻下南京、苏州、杭州后，清国政府认为大局已定，便重申剃发令，实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高压政策（韩菼《江阴城守纪》上）。“剃发令”或以“薙发令”代称。由于这项政策涉及民族文化认同，原因之一是为了消弱汉族的民族意识，有利于殖民统治，引起各族人民，尤其汉人的强烈反对与抵抗，结果遭致清国政府的血腥镇压。剃发令的颁布及强制执行加剧了清初的民族矛盾，遭到广大汉族人民的抵抗，触发了江南地区江阴﹑嘉定﹑苏州等地的抗清斗争。以“头可断，发决不可剃”为口号的各地人民的反剃发斗争，成为当时抗清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剃发令的起源，据郑天挺先生考证始于天命四年。（郑天挺《探微集》）此后清国的那几部开国史料，伴随着后金军队攻城略地的往往少不了剃发这个词汇。清国满族统治者推行“剃发易服”的原因：一般认为，满族统治者希望通过剃发易服来打击、摧垮广大汉族人民尤其是上层人士的民族精神；保持满族的统治地位，保持满族不被汉族同化。后来的历史表明，满族统治者的这一措施基本达到了预期效果。汉人逐渐淡忘本民族服饰，习惯了满族的发式和服装。到辛亥革命推翻清帝国，号召民众剪去辫子时，仍然有许多人不愿意剪，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害怕剪去辫子后被官府杀头，可见“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剃发易服”政策对汉族影响极深。

[27]《明神宗实录》卷三百六十一

[28]蒋以化《西台漫记》卷四

[29]李贽，1527年～1602年，汉族，福建泉州人。中国明朝官员、思想家、文学家，儒家泰州学派一代宗师。

泰州学派是中国历史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学派，它发扬了王守仁的心学思想，反对束缚人性，引领了明朝后期的思想解放潮流。李贽深受“阳明学”支流“泰州学派”影响。针对当时官学和知识阶层独奉儒家程朱理学为权威的情况，贬斥程朱理学为伪道学，提出不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

提出了“至道无为、至治无声、至教无言”的政治理想，主张“因其政不易其俗，顺其性不拂其能”，对人类的社会生活不干涉或少干涉。

李贽大胆提出“天之立君，本以为民”的主张，表现出对专制皇权的不满，成为中国明朝末期启蒙思想家民本思想的先导。

李贽承认个人私欲，“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天尽世道以交”，认为商业交易合乎天理。

在文学方面，李贽提出“童心说”，主张创作要“绝假还真”，反对当时风行的“摹古”文风，他的这一倾向，对晚明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李贽主张宇宙的万物是由天地（最终是阴阳二气）所生，否定程朱理学理能生气、一能生二的客观唯心主义论断。李贽还认为，人们的道德、精神等现象存在于人们的物质生活中，他提出的“穿衣吃饭，即人伦物理”带有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

李贽终生为争取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而斗争。他蔑视传统权威，敢于批判权威。他认为一个人应该有自己的政治见解和思想，不应盲目地随人俯仰。他说“士贵为己，务自适。如不自适而适人之道，虽伯夷叔齐同为淫僻。不知为己，惟务为人，虽尧舜同为尘垢豼糠”。他认为要获得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就必须打破孔孟之道及其变种宋明理学的垄断地位，冲破封建经典所设置的各种思想禁区，主张每一个人都应该自为是非。

李贽主张人人平等，他认为按照万物一体的原理，社会上根本不存在高下贵贱的区别。老百姓并不卑下，自有其值得尊贵的地方；侯王贵族并不高贵，也有其卑贱的地方。

李贽主张婚姻自由，热情歌颂卓文君和司马相如恋爱的故事。

李贽还反对歧视妇女，对礼教束缚下的妇女给以深深的同情，为妇女鸣不平。特别一提的是，李贽批判了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的说法。当有人说：“妇女见短，不堪学道”的时候，他驳斥说，人们的见识是由人们所处的环境决定的，并不是先天带来的。

李贽反对历史保守主义，他说“夫是非之争也，如岁时行，昼夜更迭，不相一也。昨日是而今日非也，而可遽以定本行商法哉？”提出“于世推移，其道必尔”的主张。认为春秋替三代，战国代春秋都是一种正常的历史发展现象。

李贽曾落发为僧，后下狱，割喉自尽。

[30]1732年，日本江户儒臣林春胜、林信笃《华夷变态》:“大抵元氏虽入帝中国，天下犹未剃发，今则四海之内，皆是胡服，中华文物荡然无余，先王法服，今尽为戏子军玩笑之具……陷虏，唐鲁才保南隅，鞑虏横行中原，是华变于夷之态也。”“使日本形成……真正中华文化对蛮夷清国的观念。”

[31]清国乾隆年间，一个朝鲜使者记载道：“每与渠辈（中国人）语，问其衣服之制，则汉人辄赧然有惭色。”

[32]顾诚《南明史》第二十七章 《李定国迎永历帝入云南和孙可望的降清》第三节 《李定国奉迎永历帝入昆明》：“(永历十年，即1656年）三月二十六日左右，永历帝在李定国的护卫靳统武、总兵张建带领的军队保护下进入昆明（《明末滇南纪略》卷四《迎帝入滇》）。有明一代，云南被视为偏远之地，真所谓天高皇帝远，这时"真龙天子"驾到，昆明百姓激动不已，"遮道相迎，至有望之泣下者"（胡钦华《天 南纪事》《永历帝播迁本末之下》）。朱由榔非常感动，让随从传旨:"朕到，勿分军民老幼，听其仰首观觇，巡视官兵不许乱打。"（《明末滇南纪略》卷四《迎帝入滇》）除了王尚礼等人心中忐忑不安以外 ，整个昆明城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气氛里。”

[33]顾诚《南明史》第二十八章《清军大举进攻西南及永历朝廷的播迁》第一节《清军三路进攻贵州、云南》：“(永历十二年，即1658年）十二月十五日，永历帝率领文武百官离开昆明，同日到达安宁。临行之前，李定国传谕百姓:‘本藩在滇多年，与尔人民情均父子。今国事颠危，朝廷移跸，势难同尔等偕行。恐清兵一至，杀掠淫污，猝难逃避，尔等宜乘本藩未行时，各速远遁，毋致自误。’昆明百姓知道大祸临头，城内城外哭声鼎沸，不少人扶老携幼随军向西逃难。李定国同白文选商量准备在朝廷和军民撤退以后把昆明一带的仓库储存粮食烧毁，以免资敌。永历帝却以‘恐清师至此无粮，徒苦我百姓"为理由，传出旨意不要烧毁。这种妇人之仁在军事上显然是失策的，贵州地瘠民贫，清军沿途筹粮已极为困难;明军在主动放弃昆明等云南迤东地区时如果按计划实行坚壁清野，清方大军云集，粮�藏逊Γ�即便勉强立足，也难以乘胜直追。这点在清朝（清国）档案中也可以得到印证。顺治十六年九月二十一日经略洪承畴在一分奏疏里谈到入滇清军粮草"千万艰难"时说:"所赖王师驻省城，征南将军大兵驻宜良，俱有得获贼遗粮米。职前三月内到云南，蒙信郡王令职同固山额真臣宜尔德、卓罗等委户部章京同提督张勇、总兵马鹞子及府、厅各官雇觅民夫将省城内外仓米稻谷杂粮逐加盘量实数，派满汉兵丁看守，听户部章京按月支给;其宜良县米谷并委守、巡二道盘查，听征南将军委户部章京支给。所以二路大兵得支至今九月方完，不待用银买运，计节省银数甚多。"可见，留在昆明、宜良的粮食竟供应了入滇清军半年以上的食用，结果是养肥了敌军，拖垮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