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退山） 旗袍特指兴起于中国民国时期的满式女装，其前身是中国满据时期的旗人女装。清国入主中国时，在“剃发易服”暴政和“男从女不从”大原则下，汉族男性一律改剃旗人发式，着旗人服装，而汉族妇女的服饰仍然沿袭中国明朝汉服服制，以衫裙为主。满据乾隆年间，汉满女装相互渗透，大襟、右衽，短而窄的满化袄裙渐渐取代汉服衫裙，成为女子服装中的主流。汉族妇女穿着满式袄裙的风俗一直持续至二十世纪20年代民国旗袍兴起为止。

辛亥以后，随着女权思潮的泛滥，在着装上兴起了一股女着男装的风气。追求解放的女学生此时开始穿上长衫，而“长衫”最初是广东一带对男子长袍的称呼。于此同时，旗人女装的通常款式——女式满装袍子也开始被女学生们借用，她们翻出满洲女式袍子，稍作改良，成为旗袍的雏形。这时的旗袍基本沿袭了满洲女式袍子的裁剪手法，主要是直线平面裁剪，显示不出女性曲线。

中国满据和民国时期娼妓文化盛行，加之后来女权思潮的推波助澜，着装观念日益开放。因此，民国时期的妓女、优伶在衣着上逐渐有恃无恐，引得各大家闺秀均相效学。这一切表明，民国妓女实际参与并引导了旗袍的设计和风格走向，使得旗袍由以前的平面化裁剪变为后来的立体化裁剪，强调塑身和曲线，风格日渐性感化和西方化，成为一种流行时装。

作为个人喜好，旗袍在私下穿穿本无可厚非，但自民国以来，旗袍的审美价值和地位被无限拔高，甚至被某些人奉为“国服”，则实为欠妥。事实上，作为清国殖民时代的文化残余，作为风靡于二十世纪20至40年代的流行时装，旗袍既无资格，也难以承载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文化和传统；同时，最后定型的旗袍作为娼妓文化的产物，本身的风尘气质（性感化）也难以体现中国女性的含蓄、内敛、知性、温婉、端庄之美！

“旗袍”是专指脱胎于中国满据时期旗人女装的，以右偏襟盘扣、下摆两侧开衩为主要特征的民国满式女装。《辞海》中有关于旗袍的注解是：“旗袍，原为清朝满族妇女所穿用的一种服装，两边不开衩，袖长八寸至一尺，衣服的边缘绣有彩绿。辛亥革命以后为汉族妇女所接受，并改良为：直领，右斜襟开口，紧腰身，衣长至膝下，两边开衩，袖口收小。”

论及旗袍风尚的起始时间，通常认为在民国时期，郑逸梅即称“原来女子在清代穿短衣，不穿旗袍，旗袍在民国后始御之”。至于具体的年份，以往的研究相对比较含糊。周锡保和张爱玲均以为旗袍的流行在1921年以后，周氏还以1923年的画报等资料推断，所谓旗袍在其时的上海数十人中不过一二。事实上，以当时上海的新闻界对社会现象敏感程度，一种新式样的风行必然会引起广泛的关注，但是在1925年5月以前的如《申报》等报纸上很难查到有关于旗袍的文字，而大量资料为旗袍在1925年的出现提供了佐证。在作为中国满据时期首都的北京，也有记载表明旗袍时尚始于1925年。因此，将旗袍流行的起始时间视为1925年当为合理。

旗袍在民国前期刚刚兴起的不长一段时间里，其裁剪法和风格均沿袭旗人女装，但随后便在娼妓文化和女权思潮的双重影响下发生了根本改变，以至于总体而言，旗袍与旗人女装在裁剪和风格上是有本质区别的。

我们先谈谈旗人女装。中国满据时期，在浓厚的礼教氛围中，想要当时的女装如现代的女装一般外露曲线是不可能的，因此，当时旗人女装的裁制一直采用直线，平面意识浓厚。具体而言就是在裁剪上胸、肩、腰、臀完全平直，衣身宽松，下摆不开衩，胸腰围度与衣裙的尺寸比例较为接近，使女性身体的曲线毫不外露。

正因为旗装是一种平面服饰，所以盘滚就成为旗装除面料外的唯一设计空间，因而在袖口、领口均有大量盘滚装饰，以多盘滚为美，满据时期末年甚至时兴过“十八镶”（即镶十八道花边），装饰极其繁缛。众所周知，旗式纹样以抄袭汉式纹样为主，但远比汉式纹样繁缛，其中的龙狮腆麟百兽、凤凰仙鹤百鸟、梅兰竹菊百花，以及八宝、八仙、福禄寿喜等都是其常用题材。就色彩搭配来看，旗装色彩鲜艳复杂，用料等花色品种多样，喜用对比度高的色彩搭配。在领口、袖头和掖襟上加上了几道鲜艳花边或彩色牙子盘滚设计。

而旗袍则是根据西洋服装的立体设计理念，以西洋裁剪工艺对满洲女式旗装进行革命性改造而形成的新服式。自二十世纪20年代出现以来，至40年代款式的基本定型，历经近百年的演进。随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的变化，旗袍又演绎出多种样式。越到后期，旗袍越塑身，立体意识越明显。

旗袍的襟、领、袖、裙摆等部位风格别样：襟有圆襟、方襟、长襟等；领有上海领、元宝领、低领等；袖有长袖、短袖，有挽大袖、套花袖，还有喇叭形的倒大袖，袖口镶、绣、滚、荡各种纹样，十分繁复；裙摆除了长短变化，还增加了鱼尾形、波浪形等裙摆款式。

1840年以后，随着西洋文化对中国满据时期文化的侵袭，许多沿海大城市，尤其是上海这样的大都会，因华洋杂居，得西洋风气之先，服饰也开始发生潜在变革。

如前所述，风行于二十世纪20年代的旗袍，是由中国满据时期的旗人女装在民国妇女的穿着过程中，吸收西洋服装式样不断改进而定型的。当时无专业服装研究中心，服装式样在时代风尚的影响下自然变化。

此时的时装流行中心早已由苏州、扬州转移至上海，上海又是女权思潮泛滥的重镇，传教士、商人、革命党人竞相创办女学，掀起了一股女权运动浪潮。社会大气候荡涤着满清殖民帝国的服饰妆扮风格，此时的女装趋向于简洁，色调力求淡雅，注重体现女性的窈窕之美。

旗袍最初是以马甲的形式出现的，马甲长及足背，加在短袄上。后来人们将长马甲改成有袖的式样，也就成了新式旗袍的雏形。据说得风气之先的上海女学生是旗袍诞生后得以广泛流行的始俑者。当时的女学生作为知识女性的代表，成为社会的理想形象，她们被认为是文明的象征、时尚的先导，以至社会名流时髦人物都纷纷作女学生装扮。青布旗袍最为当时的女学生所欢迎，一时不胫而走，全国效仿，几乎成为20年代后期中国女性的典型装扮。

作为旗袍的雏形，青布旗袍流行的时间极为短暂。自1927年北伐胜利以后直至40年代末，旗袍款式几经变化。如领子的高低、袖子的短长、开衩的高矮，使旗袍彻底摆脱了刚开始出现时候的老式样，彻底改变了中国满据时期妇女长期来束胸裹臂的旧貌，让女性体态和曲线美充分显示出来，正适合当时的女权思潮的风尚。

中国满据末期，上海、福建、浙江、两湖、两广、安徽等江南地区娼妓业很发达，长沙“女闾繁盛……仁美园、古大苑——皆悬灯及市招于门”。民国后，上海发展迅速，被誉为“东方巴黎”。在那个内忧外患，纸醉金迷的时代，上海的娼妓文化尤为兴盛。上海《前线日报》1947年撰文称，在上海“舞女与交际花，现在也成了高级的卖淫者的别名。”昆明本地的娼妓学会了跳舞，舞女也做暗娼，重庆等地的舞女也每日里卖淫卖笑。上海十里洋场中的摩登女郎和交际名媛、花街柳巷中的妓女、老上海的影剧明星们，在旗袍式样上标新立异，对旗袍的款式产生巨大影响。

鲁迅先生说过：“妓女的装束，是闺秀们的大成至圣先师。”早在1860年代，妓女的服饰已成为女人们竞相仿效的时尚。上海的女装是全国最时髦的，妓女的服装与大家闺秀的装束同样款式新颖、引导时装潮流。而此时，随着女权思潮的日益泛滥，更使妓女们的装束变得有恃无恐。

满据末期到民国初年，清国传统还深深地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尤其是处于附属地位的妇女，在穿衣上禁忌很多，但有一类女性例外，那就是妓女。妓女是这个历史时期的一个独特的团体，20世纪30年代，仅上海的妓女总数就达到十万余人。她们的谋生方式使之较良家妇女有更多的自由度，也使之必须花费心思装饰打扮自己，以在众多的同行之中胜出。但妓女也分为很多等级，只有高级妓女才有财力和“特权”去精心装扮自己。

从中国满据时期末年到民国初年，高级妓女是时尚舞台上翻云覆雨的“明星”，当时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便是“男则宽衣大袖学优伶，女则倩服效妓家”。而普通的民间良家妇女，一方面鄙夷妓女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也对她们产生一种好奇心理――先是好奇她们的生活，继而好奇她们的穿着打扮，于是在鄙夷之余也纷纷仿效。

妓女在着装方面具有层出不穷的想法：一会儿浓丽，一会儿清雅，一会儿着男装，一会儿着学生装，新奇的装束时出时新，而良家女子也仿效得不亦乐乎。

妓女的服装款式新颖、品类繁多，有普通的袄裙、改良旗袍、日本装、粤装、西装，甚至道姑装等等。当时追求时髦的妓女还爱穿男装，我们能在传世照片中看到她们穿男装（即长袍马褂）的形象。在20世纪二十年代曾经出现妓家一经推出新装（妆），不出一周全市女性竞相效仿的奇观。相传“凤仙领”就是被称为“民国侠妓”的小凤仙所首创。这种领子高高竖起，不仅遮住整个脖颈，还能遮住一小部分脸颊，使穿着者的面部显得细小而惹人怜爱，因此这种领式被良家妇女所普遍借鉴。

刘半农等所著《赛金花本事》一书中，对清国末年至民国初年曾经风光无限的状元夫人、名妓赛金花是这样描述的――“就说我吧，出去时梳着五套头――当时最时兴的样式――颈上挂金链，戴着珐琅银表。冬天穿狐裘都是按着颜色深浅替换。我耳朵上戴的那副牛奶珠坠子就值几千两。”虽然着墨的主要是她的首饰，但也可以从中管窥高级妓女服饰的精巧。

中国民国时期，针对女装这股风尘化的倾向，当局也做出了反应。上海《时报》于1918年5月14日刊登了上海市议员汪确生致江苏省公署的一封信――“妇女现流行一种淫妖之时下衣服，实为不成体统，不堪寓目者。女衫手臂露出一尺左右，女裤则吊高一尺有余，乃至暑天，内则穿一粉红洋纱背心，而外罩一有眼纱之纱衫，几至肌肉尽露。此等妖服，始行于妓女，妓女以色事人，本不足责，乃上海之各大家闺秀，均效学妓女之时下流行恶习。妖服冶容诲淫，女教沦亡，至斯已极。”但屡禁不止，由此可见高级妓女的着装对民国女性服装风格的影响很大。

在妓女着装的引导下，此时的旗袍衣长缩短，腰身紧绷。最显著的变化便是开衩的不断升高，旗袍在审美风尚上呈现风尘化倾向。其中如交际花唐瑛等人，最早在上海创办的云裳时装公司便是如此。

民国旗袍作为吸收了满洲服饰元素的改良服装，其立体的裁剪方式体现的是西方服饰的设计理念，本质上是西方化的产物；旗袍自二十世纪20年代出现，到30、40年代款式的基本定型并风靡一时，再到50年代的沉寂，仅仅经历了二十余年。可见，旗袍的时装性质非常明显，属流行服装的范畴。

旗袍源自旗人（即满人）女装。1644年，随着满清帝国对中国的武力占领，清国殖民政府在中华大地强行推行了血腥的“剃发易服”政策，在“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叫嚣中强迫汉族官绅百姓一律剃旗人发式，着旗人服饰，并于满据顺治九年（1652年）颁布《服色肩舆条例》，正式废除了中国的冠冕和礼服。这一暴政激起了广大汉族人民的激烈反抗。在汉族人民轰轰烈烈的抗清起义中，满清政权曾一度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最终，满清殖民政府被迫对此进行了某些妥协，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妥协便是：汉族男性必须剃旗人发式，着旗人服装，但不对汉族女性做强制性要求，即所谓的“男从女不从”。

因此，在清国入主中国初期，在“男从女不从”大原则下，汉族妇女的服饰仍然沿袭中国明朝旧制，以衫裙为主，而满族妇女则着旗人女装。满据乾隆年间，汉满女装相互渗透，大襟、右衽，短而窄的袄裙渐渐取代衫裙，成为女子服装中的主流。满据嘉庆以后，汉族女装了无生气，变化甚少，袄裙似乎成了唯一的女装，与男子长袍相仿。这种波澜不兴的惨状，张爱玲曾发过如下感叹：“我们不大能够想像过去的世界，这么迂缓，安静齐整——在满清三百年的统治下，女人竟没有什么时装可言！”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20年代。

民国建立初期的一段时间里，由于西方文化与思想的大量涌入，国家饱受列强侵略和军阀战争之苦，很多年轻人积极学习西方，女权思潮也一并涌入中国。当时爆发的“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等以年轻人为参与主体的社会运动，为当时的女权主义提供了巨大推动力。有许多学者在研究旗袍的缘起时也是站在当时这样的一个社会背景下，比如吴昊的著作《中国妇女服饰与身体革命（1911—1935）》一书既是如此。

张爱玲就曾在《更衣记》里写道：“五族共和之后，全国妇女突然一致采用旗袍，倒不是为了效忠于清朝提倡复辟运动，而是因为女子蓄意要模仿男子。她们初受西方文化的熏陶，醉心于男女平权之说，可是四周的情形与理想相差太远了，羞愤之下，她们排斥女性化的一切，恨不得将女人的根性斩尽杀绝。因此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风格。”王宇清也持有这种观点：“旗袍，这后来流行大半个世纪的女装，却原来竟是新潮女子们争女权争平等的副产品呢！”

辛亥革命前夕许多积极参与革命团体的青年女性也喜穿长袍，周亚卫在《光复会见闻杂忆》中回忆1907年秋瑾的装束：“当时身穿一件玄青色湖给长袍（和男人一样的长袍），头梳辫子，加上玄青辫穗，放脚，穿黑缎靴。那年她三十二岁。光复会的年轻会员们都称呼她为‘秋先生’。”

女子为追求与男子平等的权利而穿男子长袍的风气并没有随着革命的胜利而结束。1920年《民国日报》刊登朱荣泉写给楚伦的信，讨论“女子着长衫的好处”，可见当时上海地区女子着长衫者已不罕见。

经过辛亥革命胜利后的女子放足、剪发运动，女性的平权到了20年代中期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伴随女权运动的发展，女子穿男子长袍的现象在全国也越来越普遍。北京的报纸载文：“如今的女子剪发了，足也放了，连衣服也多穿长袍了。我们乍一见时，辨不出他是男是女，将来的男女装束必不免有同化之一日。”不仅北京如此，“在广州通衡大道之中，其穿长衫之女界，触目皆是。……而无论贫富贵贱之家，若系女界之年少者，一若非具备一长衫，即不足以壮观瞻。"由此可以看到当时年轻女性着男子长袍已然成为一种风气，当时的舆论并没有太多的鼓励，批评者不少。

这时期的旗袍和清末的旗装非常像，袭用旗装的直线裁制方式，宽大平直，与当时流行的倒大袖相呼应。旗袍的下摆比较大，整个袍身也是呈“倒大”的形状，显露不出女性的窈窕身段。但肩、胸乃至腰部，则已呈合身之趋势。张爱玲说：“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风。”这位以善于观察和描述时装的女作家所说的“初兴”，如果是指20年代，那“严冷方正”一定是她童年的印象了。

1927年北伐胜利之后，旗袍便己经完全恢复了女性的气质，很少再能见到服男子长袍的女性了。之前的旗袍是上下一条直线，外加高高的硬领，此时，受欧美服式的影响，旗袍式样有了较大的改变。30年代初期，袍腰开始日积月累地收缩，到1934年后，女性身材的曲线终于全部显露出来。高耸及耳的领子也逐渐变矮，后来有的成了无领旗袍。此时的旗袍，一扫满洲旗装的繁缛之风，趋向于简洁，色调力求淡雅，注重体现女性身材的塑造。

值得注意的是，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在上海“十里洋场”的摩登女郎引领下和社会舆论的非议中，旗袍在长短、宽窄、开衩高低以及袖长袖短、领高领低等方面的改动尺度有所反复。1929年，受欧美短裙影响，原来长短适中的旗袍开始变短，下摆上缩至膝盖，袖口变短变小；后来又有校服式旗袍，下摆缩至膝盖以上一寸，袖子采用西式；这一风尘化改变遭到非议，1931年后旗袍又开始变长，下摆下垂；30年代中期发展到极点，袍底落地遮住双脚，称为“扫地旗袍”，原先能遮住手腕的旗袍袖子缩短至肘部；以后袖长越来越短，缩至肩下两寸，1936年后几乎无袖。

满洲旗装本不开衩，出现旗袍后，旗袍在缩短袖子的同时也悄悄在左边开低衩。后来衩越开越高，渐渐及膝部，最后高到大腿根。由于有人反对，袍衩一度回到膝盖以下。但舆论压力一减小，袍衩又迅速升高，1933年后流行大开衩旗袍。

40年代是旗袍黄金时代在时间上的延续，旗袍式样更趋向于缩短衣长，减低领高，袖长短至肩下二至三寸，甚至没有袖子，外形如流线型。

30年代可以说到达了旗袍的黄金期。30年代末出现了“改良旗袍”。旗袍的裁法和结构更加西化，胸省和腰省的使用使旗袍更加合身，同时出现了肩缝和装袖，使肩部和腋下也合体了。有人还使用较软的垫肩，谓之“美人肩”。这表明女性开始抛弃以削肩为特征的旧的理想形角。这些裁剪和结构上的改变，都是在上海完成的。上海鸿翔公司的后人金泰钧对此坚信不疑。他本人虽未亲身经历了这一过程的全部，但他在40年代工作于鸿翔时，还可从老师傅处获得有关于此的很多消息。这时旗袍已经成熟定型，以后的旗袍再也跳不出30年代旗袍所确定的基本形态，只能在长短、肥瘦及装饰上作些变化。人们印象中的旗袍就是以30年代旗袍为典型的。而30年代的旗袍，就是以海派旗袍为楷模的。

这时的旗袍不但盛行，而且样式也不断翻新。在“十里洋场”摩登女郎的引领下，受西方短裙影响，这时的旗袍造型纤长，与此时欧洲流行的女装廓形相吻合。

此时的旗袍衣长缩短，袖口相应缩小，比以前更塑身了。即便是保留衣长的旗袍，胯部开叉也不断升高，而且腰身越发紧绷，风尘味十足。

可见，这时的旗袍已经与满洲旗装有了本质的区别。此时的旗袍已经是根据西洋服装设计理念，以西洋裁剪工艺，对满洲女式旗装进行革命性改造而形成的“清西合璧”的新服式了，这从最初的合璧——“别裁派”那里即可得到印证。所谓“别裁派”即旗袍的局部被西化，在领、袖外采用西式的处理，如用荷叶领、西式翻领、荷叶袖等，或用左右开襟的双襟。这些改革的应用虽并不广泛，但表示了当时人们思想上的自由，旗袍原有的程式不再是必须遵循的。旗袍与西式外套的搭配也是“别裁派”的一个特点，这使得旗袍可以与多种现代服装组合，说明它已经现代化了。

建国之初，人们对衣着美的追求已完全转化成了对革命工作的狂热。1956年，据说前苏联的某领袖人物到中国访问时提出，中国人的服装要体现社会主义欣欣向荣的新面貌，于是，政府号召“人人穿花衣裳”。这时的旗袍一扫妖、媚、淫、俗的气质，更为实用。这是旗袍最后的怒放。

随后的“文革”是传统文化的浩劫，也是旗袍的灾难。“文革”前夕，王光美随刘少奇出访四国，穿过旗袍，文革期间被当成罪状遭到被红卫兵批斗。

改革开放以后，政治高压逐渐缓解，为旗袍的复兴提供了可能，按理说当年大受青睐的旗袍会再次回到人们当中。但出人意料的是，旗袍并未再度流行，仅为只有少数人穿着……

旗袍曾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四月十六日国民政府颁布的《国民制服条例》中被定为国家礼服。《国民制服条例》第二条（女子礼服）规定：“一、衣：式如第四图，齐领，前襟右掩，长至膝与踝之中点，与裤下端齐，袖长过肘，与手脉之中点，质用丝麻棉毛织品，色蓝，钮扣六。”；新中国建立后，时任外交部长的周恩来总理曾于1950年7月12日下午召集即将赴任的大使黄镇、耿飚、谭希林、王幼平、彭明治等开会，建议外交官“夫人们（服装）以旗袍为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83年第13期发布《外交部关于参加外事活动着装问题的几点规定》中建议，“男同志着中山服女同志最好穿旗袍或长裙”。

但今天，旗袍的鼎盛年代已经远去，做为主要流行于二十世纪30、40年代的改良时装，被冷落了三十年之久的它，改革开放之后越来越落伍了。特别是本世纪初以来，随着汉民族意识的逐渐觉醒，随着汉服运动的日益崛起，人民对汉服和旗袍的前世今生以及她们所承载的历史意义多了一份了解，面对“谁可为国服？”这个选择题，更多了一个选项。

2007年，政协委员叶宏明提议将汉服立为国服，之后关于中国国服的讨论逐渐兴起，主要的讨论点为旗袍与汉服。

此时，面对旗袍，人们不禁要问：旗袍，作为清国殖民时代的文化残余，能否有资格代表中国？从出现到风靡仅仅二十余年的旗袍，能否承载中华数千年的历史文化？旗袍的风尘气质能否代表中国女性的知性、端庄、温婉和美丽？（李退山于2017年6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