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退山：论文明病_汉泊客文化网

（文/李退山）一直以来，在国人的心目中，白人绝对是“高富帅”和“白富美”的代名词，但是如果你看到下面这张南非白人的生活照，我敢保证你一定会惊到下巴错位！

南非在解除种族隔离制度之前曾被誉为非洲明珠，在白人的治理下，南非是非洲唯一一个跻身于发达国家之列的国家。看看目前的南非，我们很难相信这就是那个成功进行过世界上第一例心脏移植手术（世界上第一例心脏移植手术于1967年12月4日在南非开普敦的一家医院获得成功）、并拥有过核武器的国家！

为什么曾经的明珠会黯然失色？为什么曾经的贵族会沦为乞丐？这一切还得从文明病说起。

一、文明病及其产生原理

“文明病”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主观社会性价值排挤自然性价值的结果。主观社会性价值是相对于客观社会性价值而言的，二者均为人类认知。主观社会性价值是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主观认知，违背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践行主观伦理；客观社会性价值是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客观认知，遵循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践行客观伦理。主观社会性价值和客观社会性价值同属社会性价值[注1]，而社会性价值又是相对于自然性价值而言的。所谓自然性价值，其狭义是遵循自然规律并践行自然法则的价值，其广义是相对于人类主、客观认知而言的一切自然的和社会的客观真理。

从人类认知层面而言，“文明病”是主观社会性价值排挤自然性价值的团体迷思[注2]所导致的人类认知（理想）与客观实际（现实）的错位，病的程度与团体迷思的程度成正比。比如经济学家提出的财富理论和人民实际的幸福指数；政治人物推行的计生战略和国家面临的人口危机；公知们描绘的包容与多元并存的全球化蓝图和全球范围内的逆向种族主义扩张与冲突；以及南明士人对自身品格和“气节”近乎洁癖似的坚守和抗清阵营的分裂与失败[注3]等等。前者是人类认知，后者是客观实际，前者必须通过后者的印证和检验才称得上真理。从更高的哲学层面而言，所谓“文明病”是人类文明征程中主观社会性价值在对自然性价值的排挤下，导致自然法则的应用领域遭到极大压缩，最终导致文明自杀式毁灭的意识形态[注4]。

下面本文将从哲学层面来揭示文明病的产生原理。

1、自然性价值是通过自然法则（族内协作、族外竞争）体现出来的

如前所述，所谓自然性价值，其狭义是遵循自然规律并践行自然法则的价值。换句话说，（狭义）自然性价值是通过自然法则体现出来的。

自然法则的应用类型因施用对象的不同而不同。诸夏亲昵，不可弃也；戎狄豺狼，不可厌也[注5]！在同一群体之内，自然法则主要体现为阶层与阶层和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相互妥协、协作和互助；在不同群体之间，自然法则几乎等同于丛林法则（这其实就是华夷之辨“明辨夷夏，区别对待”的基本主张。内残外忍也是一种“区别对待”，不过是对自然法则的忤逆和违背罢了！）。但也有例外，比如匈奴遗弃年老者就是同一群体内部在低生产力下为追求有限资源的高利用率而采取的丛林法则。这种在同一群体内部实施丛林法则的情况除了普遍存在于蛮族社会之外，也偶尔出现在文明社会的极端遭遇之下，比如美国近代历史上的“当纳聚会[注6]”和中国历史上因战争和饥荒而导致的“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的情况。

【丛林法则（两头狮子围捕一头野牛，体现了“族内协作、族外竞争”的原则）】

丛林法则是生物世界乃至人类社会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规律和法则，因为自然和社会的资源和物理空间有限，只有强者才能获取更多。也许你会说，这太残酷！这仅是你基于人性的评鉴而已！天地不仁（天地无所偏私，没有对谁“仁”或者“不仁”，一切顺其自然。），以万物为刍狗（刍狗即草扎的狗，祭祀时的用具，用完即扔。）！三千年前的圣贤（老子）已经睿智地觉察到——天地无所谓仁爱，把万物当做刍狗一样看待，任其自生自灭！天地不会同情弱者！失败，成为强者砧板上的肉，是天地对弱者的公正判决和严厉惩罚！因此丛林法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以人的情感为评价的天理天道。

【丛林法则是生物世界乃至人类社会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规律和法则。这幅图片同时体现了两种丛林关系：第一种关系是鹰对鱼的捕猎，第二种关系是另一只鹰对这只鹰的猎物（鱼）的掠夺。这两种关系都是丛林法则的体现，两只鹰的行为都是自然天道所赋予的正当权力，无所谓对与错，我们不能将人间的道德评价套用到丛林法则之中。】

在人类社会中，大到国家和民族之间的竞争、小到企业和个人之间的竞争都要遵循丛林法则，至于竞争结果，那就要看各自的实力、智慧、手段，和改造或适应世界的能力了。

2、社会性价值是通过社会伦理（客观伦理、主观伦理）体现出来的

与丛林法则相对应的是社会伦理。社会伦理理应是一种以自然为蓝本、以人性为追求的，调控社会阶层关系和个体人际关系的人间法则，是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相互关系时应遵循的道理和准则。社会伦理是社会性价值的体现，换句话说，社会性价值是通过社会伦理体现出来的。

社会伦理包括主观伦理和客观伦理。社会是不断发展的，社会伦理也是变动不居的，其演变趋势是对个人和小集团权利的不断强调、和对群体义务的不断忽略。但是，社会伦理终究是人法天的结果。人伦（社会伦理）是一个变量，而天道（自然法则）是一个定量，社会伦理对于人与人、人与社会相互关系的界定必须以这个客观[注7]定量为准绳，它的演变也不能突破这个准绳，这称之为客观伦理，反之就是主观伦理。比如女纲[注8]和女权，前者是客观伦理，后者是主观伦理。女纲正视两性的客观生理和心理差异、尊重基于这一自然差异的两性分工，而女权则无视这一差异，否认基于这一客观差异的两性分工，因而是一种基于主观的病态伦理。

【与丛林法则相对应的是社会伦理。社会伦理理应是一种以自然为蓝本、以人性为追求的，调控社会阶层关系和个体人际关系的人间法则，是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相互关系时应遵循的道理和准则。】

3、自然法则和社会伦理的宗旨及此消彼长与文明病的产生

丛林法则的宗旨是谋求社会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而社会伦理的宗旨是谋求社会和个人幸福指数的最高化。匈奴人将年老者弃之荒野，而汉人使老有所终，匈奴人执行的就是丛林法则，而汉人践行的即是社会伦理。以丛林法则而言，年老者对于一个社会来说，该贡献的都已经全部贡献了，对这个社会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反而是个拖累；但以社会伦理而言，遗弃年老者是令人发指的。再比如清国军队围攻南昌之际（1649年）驱迫数十万乡民挖掘濠沟，每天只给粥一餐，鞭笞杖击，溽暑不停工，上曝旁蒸，死者十余万；为了激发旗兵的兽性和战斗力，清国侵略军将掳掠的妇女分给各旗，同营淫虐无昼夜[注9]。而中国永历皇帝迁播昆明之际（1656年），百姓遮道相迎，望之泣下，永历帝非常感动，传旨任其观觇，不许乱打；两年之后，当永历皇帝因清军犯境而移跸昆明之际则担忧清军杀掠淫污，人民猝难逃避，传谕百姓各速远遁，不少人扶老携幼随跸西迁；永历帝并以“恐清师至此无粮，徒苦我百姓”为由传旨不要烧毁库存粮食[注10]。清国执行丛林法则，中国践行社会伦理。

【胡清殖民中国期间凌迟酷刑老照片。清国将凌迟之刑由一种非常刑法变为常态刑法[注11]，行刑范围由以前的谋反、大逆扩展到一切违反清国人伦的行为，甚至不按时交纳赋税也在凌迟之列！刑场通常设在闹市区，任人观看，起威慑和麻木民众的作用。此举可以达到以尽可能低的统治资源换取尽可能高的维稳效果的作用，是一种典型的以丛林原则治理国家的做法。】

自然法则是先于社会伦理而永恒存在的。动物世界通行自然法则，不具社会伦理；社会伦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出现而萌生的。人类的蒙昧时代是自然法则（自然性价值）的一统天下，但随着人类由蒙昧走向文明，社会结构变得越来越复杂，与之相应的社会伦理在自然法则（天道）的准绳下也日趋完善，其应用领域亦随之扩张，自然法则的应用领域则相应收缩。随着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当社会伦理突破了自然准绳，连最基本的自然法则——丛林法则也否认了的时候（社会伦理主观化），文明就失去了生存的保障，这时就进入病态。

二、文明病的表现形式

1、以否认丛林法则为前提的主观伦理——政治正确、白左和圣母

如前所述，文明病是人类文明征程中主观社会性价值[注1]在对自然性价值的排挤下，导致自然法则的应用领域遭到极大压缩，最终导致文明自杀式毁灭的意识形态[注2]，突出表现为以否认丛林法则为前提的西方政治正确、白左和圣母思潮等主观病态伦理的泛滥。

【2020年5月，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发生一起白人警察执法导致黑人嫌犯猝死的事件，尽管事后的司法鉴定报告随后显示这名黑人的真正死因是其吸毒所致，但是，司法鉴定报告并不能平息民愤。持续的抗议使涉事警察很快遭到逮捕，连警察局也遭到解散，越来越多的城市也对警察部门做出改革。与此同时，大批白人（白左）在街道上当众给黑人下跪请求原谅，北卡罗来纳州的卡瑞市的白人警察和社区会员们甚至用给黑人洗脚的方式来忏悔。这些白人跪在黑人面前，把手伸进白桶里给两名黑人洗脚。旁边是一个组织者举着大喇叭喊着“代表所有的高加索人种（白人）”。】

我们接住开头的话题，还是以南非为例。在南非，白人本来是先进种族，但在西方白左泛滥的国际大环境下，欧美白人在黑人面前自己给自己套上的那顶“原罪”的大帽子在南非白人身上也很受用。在国内外白左和黑人运动的联合围剿下，南非白人遭到后进种族（南非黑人）的逆向排挤，昔日的贵族沦为今天的乞丐！

【黑人执政之后南非白人的生活状况】

在以否定自然性价值（主要是对丛林法则的否定）为前提的政治正确病态伦理的定性下，西方世界普遍认为南非白人对黑人犯有原罪，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南非的历史：不错！白人于1652年在荷属东印度公司组织下开始成批从西欧进入南非的时候，这里的确有一部分黑人土著 [注12]，不过这些土著数量稀少，且处于居无定所的原始游猎时代。就是如今，南非一些地区的土著依然处在原始社会，更别说300多年前了。他们迁徙如鸟兽，并没有什么国土的观念，也就是说当时的南非其实更多的是一些无主的荒芜之地。

【南非土著】

白人进入南非之后必然会与当地土著遭遇，并在丛林法则的支配下与之发生一些冲突，但更多的却是对大片无主之地的拓殖和垦荒。依自然法，毗邻某一族群领地的无主之地、或某一族群偶尔的浪迹之地并不天然属于这一族群，只有当这块无主之地在某一族群的开垦下产生价值之后，这块土地就天然成为这一族群的产业，这一族群也才对这块土地拥有旁人不容置喙的主权。更何况后来南非从英联邦的独立还是南非白人在英布战争中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英布战争（1899～1902年）】

随着白人对南非的拓殖和建设，南非从原始社会直接跨入近现代机器大工业时代和信息化时代，经济、文化、科技水平与之前判若云泥，这时候在优渥生存环境的吸引下，位于南非北方的东非、中非和西非的黑人不断南下。大批北方黑人的陆续到来对南非的种族结构产生了颠覆性影响：不仅让南非当地的黑人土著——霍屯督人和布须曼人成为少数，而且也让白人成为少数。这些被现代文明吸引的、在人数上远远大于南非土著的北方黑人比白人到达南非的时间要晚的多，那么你来说说到底白人是殖民者呢，还是黑人？

【大批北方黑人的陆续到来对南非的种族结构产生了颠覆性影响：不仅让南非当地的黑人土著——霍屯督人和布须曼人成为少数，而且也让白人成为少数。】

但是在政治正确下，历史事实和天理天道都无关紧要了，白人被一竿子打死，成为对所有黑人都犯有原罪的族群。如此一来，在国内外舆论压力及西方世界的谴责和制裁下，南非白人执政者被迫废除了在黑白人口数量悬殊局面下所必要的、旨在保护弱势白人的种族隔离制度，并将苦心经营了几个世纪的经济和政治权益无偿交给黑人，上演了一场令人唏嘘不已的劣币驱逐良币的魔幻剧！[注13]

【南非黑人执政后，经济、文化和科技水平全面倒退，白人惨遭掠夺和歧视。2018年2月27日，南非最高立法机构国民议会通过议案，将修法以赋予总统行使土地改革的权力，允许南非政府无偿征用土地，并强调要从白人手中“收回”土地重新分配给黑人。激进派领导人马勒马甚至呼吁，黑人应从“白人侵略者”手中夺回土地，如果通过法律途径无法满足，他们可以诉诸武力！】

2、个人权利极端膨胀下的主观伦理——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享乐主义、女权主义

文明病的另外两种形式，其一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享乐主义（包括鼓励非育的丁克及同性恋变态享乐主义）的泛滥，其二是女权主义（甚至包括阶级斗争理论）的泛滥，这两种文明病是社会伦理对个人及小集团权利不断强调、和对群体义务不断忽略的结果。人做为一种群体性的动物，个人的力量不足以保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因此个体的人必须依赖于社会集团才能生存。在社会集团中，个人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力交出来变为公共权力，建立一种以牺牲一部分个人自由和权力来保证的精巧的制度构架，以此来实现个人相对自由的最大化，并保证本集团的长远利益。也因此一个正常的社会必然不能过分强调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享乐主义，因为对它们的过分强调不仅违背了客观伦理[注1]，更违背了自然法则。至于女权主义，其无视性别差异，主张包括生理上的男女绝对对等和非婚非育、外嫁异族的主张同样是对客观伦理和自然法则的双重否定。因为任何民族和人类集团，如果生育跟不上，等待他们的肯定是灭绝！

【西方同性恋LGBT权利运动】

关于以上两种文明病，有一种现象可作为绝好的诠释，那就是“女性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生育率越低”这一现象。对于这一现象，本人此前在《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与生育率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一文中早已阐述过：实际上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与生育率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之所以现代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升总会伴随着生育率的下降，其实是由过分强调个人享乐而忽略社会义务的主观病态伦理价值对自然性价值的侵蚀（文明病）所导致的。比如在强势的西方文明影响下，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更容易受到西方女权主义和自由主义、享乐主义文明病的影响，致使她们正常的生育观念病态化。那么正常的生育观念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一种体现了自然性价值的生育观念，也就是建立在丛林法则基础上的生育竞争观念。但是如今，主观而病态的伦理价值（自由主义、享乐主义、女权主义）排挤了自然性价值（以丛林法则为基础的生育竞争观念），导致高学历女性生育意愿降低。这样一来，在缺乏生育倡导和强制机制的社会，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率自然就越低。

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文明没有一个是不提倡生育的，如果没有高生育率的保证，没有人口的成倍增长，任何文明都不可能延续到现在。所以，人口正是一个文明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如果一个文明不能捍卫这个根基，那么这个文明就会像肥皂泡一样，虽然绚烂，但很快就会破灭。而一个不能捍卫文明的文明，真的有资格称之为文明吗？

三、中国的文明病现状

无论中西，当文明发展到极致以后，一般而言都会出现用主观社会性价值来否定自然性价值的问题，这时如果不从社会意识层面来一场矫枉过正，就会产生文明病，从而葬送文明。就中国而言，明代就是如此：晚明士人过分强调气节和道德理想主义等主观社会性价值，而忽视现实操作的可能性；而相反，满清的文明程度更低，因而也就更看重自然性价值，以至于最后文明为野蛮所征服[注14]。西方世界目前所遭遇的外来移民冲击也是如此：白人社会尊奉政治正确、白左、圣母、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享乐主义、女权主义等主观社会性价值；而外来的黑人及穆斯林群体文明程度更低，更加尊奉丛林法则等自然性价值。如果不出意外，西方的未来可以预见！

【点击观看视频：黑人更加尊奉丛林法则等自然性价值】

当今世界，由社会发展程度决定，伊斯兰世界和黑人社会相对于白人社会而言，丛林法则等自然性价值的应用领域要宽广的多。也就是说伊斯兰世界和黑人社会更不易发生文明病，而中国次之。如今的中国经过两清的经济殖民和愚民统治，经济基础和文明程度一再倒退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所以文明病发生的土壤已经变得十分贫瘠。不过因为崇洋的关系，中国目前出现了西方文明病感染现象，以至于乱象丛生。

一方面，自然性价值在当今中国社会十分盛行。这集中表现在政策和法律层面的按闹分配；经济领域，尤其是食品、奶粉、药品生产中无视道德操守的唯利是图；以及人与人之间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冷漠、失信和丛林法则。不过也正因为自然性价值在当今中国的普遍盛行，导致相对于目前西方对黑命贵和女权主义噤若寒蝉的舆论环境，中国却可以较为自由地批判女权主义和黑命贵。

另一方面，以主观社会性价值来否定自然性价值的西方文明病在当今中国也日渐流行起来。

不可否认，中国早就存在严重的政治正确和逆向种族主义，但中国目前的政治正确和针对主体民族——汉族的逆向种族主义更多是体制造成的，相关的诸如“两少一宽”、少民高考和公务员录取加分、穆斯林牛羊肉补贴等等具体政策造成了利益分配的不公和对个人权益的侵害，因而在盛行自然性价值的中国民众中间颇不得人心。不过在改开之后愈演愈烈的盲目崇拜和迷信西方的社会环境之下，西方文明病也感染了一些信奉西方教条的洋奴和公知，他们在自己把持的各种平台上大肆散布各种西方文明病，以至于某些中产人士刚吃了几天饱饭就跟在西方白左屁股后面有样学样、圣母心泛滥起来，被诸如姚晨[注15]之流忽悠地鼻一把泪一把！其他诸如丁克主义、同性恋、换妻俱乐部、极端女权主义和极端动物保护主义等荒诞思潮也或堂而皇之、或偷偷摸摸地在慕洋群体中兴起，这是值得国人警惕的。（李退山于2020年8月1日凌晨12：36）

【2017年6月20日联合国难民署微博截图（图片来自《冷眼看盛世》）】

【一位在北京住了七年的中东难民拒绝学习中文（手机搜狐网截屏）】

【如今西方同性恋LGBT权利运动已经在台湾地区，韩国站稳了脚跟，现跃跃欲试的剑指香港乃至大陆，很多加入这项运动的东亚人已经感染了西方文明病，却还误以为自己在为崇高的自由事业呐喊！】

【中国当代女权主义言论】

后记

本文起因于我在宣传汉族早婚早育时遭遇到的反对和质问，令我震惊的是，这些反对者竟然是一些皇汉！这些反对的声音甚至从当今世界“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率越低”的表面现象推导出晚婚晚育是文明的标志，是社会进步的必然！内心的震动促使我撰写了《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与生育率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一文来应对质问。

这篇应对文章认为女性的高学历与低生育率低之间并无必然的因果联系，生育率疲软的根源在于文明病。那么什么又是文明病？这又促使我撰写了第二篇文章——《论文明病》来专门阐述。

“文明病”是人类文明征程中主观社会性价值在对自然性价值的排挤下，导致自然法则的应用领域遭到极大压缩，最终导致文明自杀式毁灭的意识形态。因此通过对文明病的探究，让我们找到了一把打开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逆向种族淘汰的钥匙，并能够让我们对当今乱像丛生的各种主义，比如政治正确，白左、黄左和圣母，全球主义，多元化，女权主义，自由主义，享乐主义，同性恋，丁克，变性，极端的环境和动物保护主义等有更为深入的认识，对于普及对汉民族有利的价值观非常重要。（李退山于2020年8月6日）

注释

[注1]社会性价值是践行社会伦理的价值，而社会伦理又分为客观伦理和主观伦理。客观伦理是以自然法则为蓝本的人间法则，而主观伦理则是建立在大脑中的绝对观念，是不以自然法则为准绳的空想主义。

[注2]团体迷思是指团体在决策过程中，由于成员倾向让团体的观点与自己一致，因而以主观社会性价值排挤自然性价值的手段令团体不能进行多重思考和客观分析。主观社会性价值对自然性价值的挤占越严重，团体迷思的程度越严重。在团体迷思之下，一些值得争议的观点、有创意的想法或客观的意见不会有人提出、或者是遭到忽视及隔离。团体迷思可能导致团体作出不合理、甚至是很坏的决定。部分成员即使并不赞同团体的最终决定，但在团体迷思的影响下，也会顺从团体。

[注3]请参阅《李退山：为什么说史可法“百无一用是书生”？他对当代汉运有何启示？（<南明史>荐语）》

[注4]意识形态是一个哲学范畴词汇，可以理解为对事物的理解、认知，它是一种对事物的感观思想，它是观念、观点、概念、思想、价值观等要素的总和。意识形态不是人脑中固有的，而是源于社会存在。人的意识形态受思维能力、环境、信息（教育、宣传）、价值取向等因素影响。不同的意识形态，对同一种事物的理解、认知也不同。（出自《意识形态原理》）

从思想角度来说，意识形态是社会群体用来使世界更利于他们所理解的解释框架，指观念、理想、信念、热情、价值观、世界观、宗教、政治哲学、道德证明。从政治角度而言，意识形态是社会意识中构成社会观念上层建筑的部分，包括艺术思想、道德观念、政治法律思想、宗教观点和哲学（《辩唯和历唯原理》p130），并伴有某种政治倾向和政治选择的思想体系，具体指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保守主义、共产主义等政治思想（《现代社会学》p292）。

每个社会都有意识形态，作为形成“大众想法”或共识的基础，而社会中大多数的人通常都看不见它。占有优势地位的意识形态以一种“中立”的姿态呈现，而所有其他与这个标准不同的意识形态则常常被视为极端，不论到底真实的情况为何（哲学家福柯就曾经写过关于意识形态中立性的这种观念）。

政治组织（包括政府）与其他团体（比如说在议会外游说通过议案的团体）试图透过传播他们的意见来影响民众，努力追求权力的组织会去影响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将它变成他们想要的样子。这也是为何社会中的许多人通常看起来都有“类似的想法（think alike）”。

当社会中绝大部分的人对于某些事情的想法都很类似，甚至忘记了目前的事务可以有其他的选择，这就变成了哲学家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所说的霸权（Hegemony）。关於团体迷思（groupthink）这种规模小很多的概念。也有部分要归功於他的著作。

现代语言学家在研究概念隐喻（conceptual metaphor）的机制时，这种“类似的想法”被认为就是透过这种机制传达出去的。

[注5]这句话源自《左传·闵公元年》，此处因为行文的需要而对句子的顺序做了调整。

【原文】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齐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宴安鸩毒，不可怀也。《诗》云：‘岂不怀归，畏此简书。’简书，同恶相恤之谓也。请救邢以从简书。”齐人救邢。

【翻译】狄人侵略邢国。管仲建议齐侯说：“戎狄象豺狼，是（贪婪）而不会满足的；诸夏各国是同胞之邦，不可轻易放弃。如果贪图一时安乐，那就是饮鸩止渴，想都不可以那么想！《诗经》中说‘怎么不想家呢，但是有血书盟誓在，必须遵守！’这次的血书盟誓，就是非我族类，须得同仇敌忾！请君上发兵救邢，以成同仇敌凯之大义！”于是齐国出兵救邢。

[注6]请参阅《李退山：从“当纳聚会”食人事件中窥觑人性！》

[注7]客观和主观都是指人的一种思考方式，二者意义相反。所谓客观就是指意识之外，不依人的精神而存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与一切个人感情、偏见或意见都无关的状态，人只有在这种状态下才能获取事物的本来面目。所谓“主观”就是不从客观实际出发，而是凭借自己的情感和想象去看待事物，并作结论、决策和行为反应的状态。

[注8]女纲就是合于男女之道的女性行为准则。男女之道（即夫妇之纲）法乎于天，各尽所能，各司其职，一阴一阳，相反相成。作为一种两性社会分工与合作机制，夫妇之纲不仅基于两性生理和心理的差异，也当然应该基于两性精神和人格的平等，因此，我们反对一切以女纲的名义强加给女性的精神和人格禁锢。然而，在黑绿泛滥的当代，女权主义分子狂妄地否定自然天道，无视纲纪人伦；她们肆意抹黑女纲，煞有心机地将一切以女纲的名义强加给女性的精神和人格禁锢等同于女纲；她们不承认性别的自然差异，主张包括生理上的男女绝对对等；她们鼓吹族内非育、外嫁异族；他们纵欲无度、牝鸡司晨；她们本质上是一群反人类，反文明，反社会，反民族的自私自利者。因为女纲不振，族内非育和外嫁异族，其结果肯定是异族借本族女人的子宫对本族人口的反噬，最终必然导致本民族在激烈的族群竞争中被残酷淘汰。而对于女性个体来说，重振女纲，让纲常回归伦理，让伦理回归天道，夫唱妇随，琴瑟和鸣，也不仅仅是血脉振兴的必由之路，更是女性个体的幸福之源。

伦理纲常是双向义务，并非仅仅是单向针对女性的，之所以现在的人们一见有人提说“伦理纲常”，就会产生抵触情绪，认为其是单向的“封建压迫”工具，那是因为后来伦理纲常的本质被曲解了而已。就连大名鼎鼎的鲁迅都说伦理纲常是“吃人的礼教”，但实际上伦理纲常是一种以自然法则为蓝本的人间法则。打个比喻，人间法则（人伦纲常）是映照物，自然法则（天道）是被映照物。

人伦纲常是人法天的结果，是一种依顺自然法则来调控社会阶层关系和个体人际关系的人间法则，而自然法则（天道）天然具有双向行，正所谓阴阳相长，故而作为人法天之产物的伦理纲常也天然具有双向性。亲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顺，这都是相互的。“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左传•石碏谏宠州吁》）” 这些都是先秦典籍里的摘录，都是双向义务。（节选自《李退山：重振女纲是抵御黑绿性殖民和提高生育率的必由之路（兼论女性心理和撩妹之道）》）

[注9]据顾诚《<南明史>第十六章金声桓、李成栋的反清归明》记载：（1648年）七月初十日（清军主帅正黄旗满洲固山额真谭泰）包围了南昌，分兵四出，扫除外围，切断省会同其他州县的联系。清军大肆抢掠，驱迫数以十万计的附近乡民挖掘濠沟，深广各二丈；在赣江上构造浮桥三座。抓来的民夫每天只给粥一餐，"溽暑督工不停晷，上曝旁蒸，死者无虑十余万"；"妇女各旗分取之，同营者迭嬲无昼夜" 。八月初九日左右，挖壕工程完毕，"所掠男女一并斤卖"，南昌"附郭东西周回数十里间，田禾、山木、庐舍、邱墓一望殆尽矣"。

据南昌大屠杀亲历者徐世溥《江变纪略》记载：清军主帅谭泰为攻南昌城，驱使从附近掠夺来的男女老幼，挖掘壕沟、修筑土城。由于天气太炎热，督工又一刻不停地催逼，结果死了十余万人。死后，清兵又把尸体丢弃在壕沟里，以致臭味传到数十里之外，苍蝇蚊子遮天蔽日。更加惨无人道的是，清军在久攻南昌不下之时，为改善单调乏味的军旅生活，就把掠来的妇女分给各营，昼夜不停地轮奸。而当时又正值三伏天，有的妇女十几天甚至整月都得不到水梳洗。清军围攻南昌城长达半年，城中军民处境十分艰难，不少人为了不致饿死，从围城中逃出。不料清军主帅谭泰早已拿定主意，不管是来降官兵，还是逃出难民，一律屠杀。

[注10]顾诚《南明史》第二十七章《李定国迎永历帝入云南和孙可望的降清》第三节《李定国奉迎永历帝入昆明》：“（永历十年，即1656年）三月二十六日左右，永历帝在李定国的护卫靳统武、总兵张建带领的军队保护下进入昆明（《明末滇南纪略》卷四《迎帝入滇》）。有明一代，云南被视为偏远之地，真所谓天高皇帝远，这时"真龙天子"驾到，昆明百姓激动不已，"遮道相迎，至有望之泣下者"（胡钦华《天南纪事》《永历帝播迁本末之下》）。朱由榔非常感动，让随从传旨:"朕到，勿分军民老幼，听其仰首观觇，巡视官兵不许乱打。"（《明末滇南纪略》卷四《迎帝入滇》）除了王尚礼等人心中忐忑不安以外，整个昆明城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气氛里。”

顾诚《南明史》第二十八章《清军大举进攻西南及永历朝廷的播迁》第一节《清军三路进攻贵州、云南》：“（永历十二年，即1658年）十二月十五日，永历帝率领文武百官离开昆明，同日到达安宁。临行之前，李定国传谕百姓:‘本藩在滇多年，与尔人民情均父子。今国事颠危，朝廷移跸，势难同尔等偕行。恐清兵一至，杀掠淫污，猝难逃避，尔等宜乘本藩未行时，各速远遁，毋致自误。’昆明百姓知道大祸临头，城内城外哭声鼎沸，不少人扶老携幼随军向西逃难。李定国同白文选商量准备在朝廷和军民撤退以后把昆明一带的仓库储存粮食烧毁，以免资敌。永历帝却以‘恐清师至此无粮，徒苦我百姓"为理由，传出旨意不要烧毁。这种妇人之仁在军事上显然是失策的，贵州地瘠民贫，清军沿途筹粮已极为困难;明军在主动放弃昆明等云南迤东地区时如果按计划实行坚壁清野，清方大军云集，粮匮乏，即便勉强立足，也难以乘胜直追。这点在清朝（清国）档案中也可以得到印证。顺治十六年九月二十一日经略洪承畴在一分奏疏里谈到入滇清军粮草"千万艰难"时说:"所赖王师驻省城，征南将军大兵驻宜良，俱有得获贼遗粮米。职前三月内到云南，蒙信郡王令职同固山额真臣宜尔德、卓罗等委户部章京同提督张勇、总兵马鹞子及府、厅各官雇觅民夫将省城内外仓米稻谷杂粮逐加盘量实数，派满汉兵丁看守，听户部章京按月支给;其宜良县米谷并委守、巡二道盘查，听征南将军委户部章京支给。所以二路大兵得支至今九月方完，不待用银买运，计节省银数甚多。"可见，留在昆明、宜良的粮食竟供应了入滇清军半年以上的食用，结果是养肥了敌军，拖垮了自己。”

[注11]“凌迟”二字最早出现在《辽史·刑法志》，指名为一种肉刑的名目。这个名词非常神秘，无疑是汉语和草原民族契丹语的结合。

我们可以在前几个朝代找到几乎相同的名词，不过第一个字最常出现为阜字旁的“陵”；“陵”的意思为土丘；“迟”字则不能解读为现代汉语的“迟到”，而是“逐渐铺平”或“刮平”的动词。具体而言，“陵迟”可以指为逐渐铺平或刮平土丘，意即一座坟堆，宗族的集体冢。不过，有些朝代的史篇记载具有象征意义：“陵”，斜坡或运河沿岸土堤，代表制度、律法，所有国体的划定界限；“迟”，代表界限的下沉与崩塌。所以“凌迟”意味着衰落的起始，此时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以防制度的崩塌。因此，这个名词和刑罚系统没有直接关联，一直到辽代才用来指称一种肉刑。写法上有些差异（人们发现有写作“持”，而非“迟”），冰字旁的“凌”变得比阜字旁的“陵”常用。《宋史》中还同时采用两种写法。

不过从蒙元开始，只能找到第二种写法，也就是冰字旁的“凌”，而且永远只作为刑的解释。古代的写法只有在古籍出现，后来的人不再采用。从此“凌迟”只是肉刑的名字，少数博学多闻的人才会记起它从前的意义。

可以肯定，“凌迟”原本是契丹语的一种名词，发音非常接近汉字的“陵迟”，它是契丹辽国政权下所使用的一种肉刑，可能是利用小刀切割被缚的犯人。几经考量之后，这个名词就固定用来指称辽国统治中国所施行的此种肉刑。

中国汉朝以后定义律法的刑罚规范十分谨慎。一个好的王朝必须尽力抑制死刑的数量，必须废除最残酷的肉刑，因此，中国隋朝为他们的权力制定了“五刑”：笞、杖、徒、流、死。唐朝也采行这项系统，后来的几代亦相继跟随，唐朝的刑罚有明显减轻。745年的中国唐朝甚至考虑废除死刑！

自安史之乱起，战乱频仍，因此经常施行极刑。中国宋朝“凌迟”刑持续扩张，但同样地，王权拒绝更改刑律，因此《宋刑统》仍然不见“凌迟”的名目，它仅是用以对抗流血叛乱的紧急措施。“凌迟”从来不曾编入宋朝的法典，因此用于惩治叛国罪中的叛变、共谋之罪仍属有限。

蒙元正式将“凌迟”明定为刑法的一种死刑，他们将它视为蛮族对汉人宣扬威权的工具。元国初年，凌迟不再成为暴动镇压、危险宗派的一种极端手段，而成为特殊犯罪的常见刑罚。

对于研究刑罚系统改革的中国学者而言，凌迟这种刑罚具有蛮族的血性。将人缚在木桩上刮杀、切割，不仅是蛮族地区或异族征服王朝的处决，凌迟手段愈来愈频繁、系统化、萧规曹随，辽国传至金国，金国传至元国。中国明朝承续后，又传至清国。

在明朝，这种刑法主要用于处罚那些十恶不赦的犯罪，如谋反、大逆等，属非常态刑法，且极为少见。而满清入主中国之后，先后实行了圈地、投充、逃人、剃发易服、屠城、文字狱多项残酷政策，人民反抗此起彼伏，因此凌迟之刑被大量使用，以威慑反抗者，这在清国中前期尤为突出。到了清国乾隆时期，除了谋反大逆之罪外，对触犯伦理道德的罪犯和不按时交纳赋税的罪犯也要处以凌迟之刑，施刑范围进一步扩大，实际将此刑变成了一种常态刑法。（请参阅《【老照片】满清酷刑——凌迟全过程》）

[注12]南非最早的土著是科伊桑人，他们也是非洲最古老的民族之一。该种族发源于西南非卡拉哈里沙漠北部与赞比西河之间地带，目前主要分布于博茨瓦纳、纳米比亚和南非境内，以狩猎采集为生。在历史上，非洲中部的班图人南下征服了科伊桑人。科伊桑人比班图人肤色浅一些，呈黄褐色，面部扁平多皱，颧骨突出，眼睛细小，多内眦褶，带有蒙古人种的很多特征。此外他们身材矮小，成人平均身高仅145～150厘米，体貌特征与一般非洲人明显有别，因此有一些学者主张另立一个人种，但是主流仍然认为科伊桑人和班图人同属尼格罗人种，即黑人。

现在的南非黑人大多是班图人和科伊桑人的混血，分为布须曼人和霍屯督人两种。布须曼人可能混有的班图血缘更多一些，因此比霍屯督人带有更多热带特征。布须曼人的外观特征和霍屯督人一样矮小、卷发（但卷曲形状和黑人不同）、基本都是单眼皮、黄褐色皮肤；但他们的鼻子较宽，嘴唇较大、较厚，而这些都是典型的热带特征。